甘肃庆阳一起持续近两年的商业租赁纠纷，将承租方栗女士推向维权困境。因经营周转困难未能足额支付租金，她遭遇出租方王某峰强制撬锁腾退、擅自处置财物等侵权行为；后续二审程序中办案态度反复、鉴定请求遭不合理限制，进一步加剧维权阻碍。这场纠纷的核心已远超租金争议本身，演变为一场普通公民为捍卫合法财产权的艰难抗争。

2021年7月，栗女士与王某峰签订两份商铺租赁协议，承租庆阳两处商铺经营茶叶及茶楼业务，租期五年（2022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年租金分别为13万余元和5万元，按年结清。王某峰给予五个月装修宽限期，初期双方合作顺畅，栗女士顺利开业并恪守协议约定。

2023年，受市场环境影响，茶楼经营陷入困境，资金周转难题导致栗女士未能足额支付当年租金。面对出租方催告，她积极沟通并于当年5月达成和解，承诺9月30日前付清欠款，后因经营状况未改善未能兑现，但始终主动寻求解决方案。2024年，栗女士再次与王某峰协商，同意其提出的苛刻条件：4月7日前一次性结清2023年欠款129940元、2024年租金189840元及协商费用646元，合计320426元，逾期则协议终止并腾退。尽管全力筹措资金，栗女士仍未能履约，后续协商请求遭王某峰拒绝，双方矛盾彻底激化。

未与栗女士达成最终腾退协议、未提前书面告知的情况下，王某峰于2024年9月10日凌晨擅自组织人员强制腾退商铺。其声称的“征得协调机构同意”“有见证及录音录像”，均无栗女士确认及正式书面授权；被搬离的物品存放至地下室后，也未及时通知栗女士核对，物品清单的真实性、完整性存疑。

此次强制腾退对栗女士造成毁灭性打击：人员撬锁闯入后，搬离店内茶叶、字画、设备、桌椅等全部财物，还擅自拆除商铺门头。其中茶叶、月饼等易变质物品因长期存放地下室已过期失效，字画等贵重物品或因保管不当受损。事发后，栗女士主动协商赔偿遭拒。直至2025年1月19日，王某峰才短信告知其三日内搬离地下室物品，而此时商铺已被转租，搬离既无实际意义且缺乏安全保障。同年4月，王某峰未告知栗女士便将后厨设备、空调管线转让案外人，进一步扩大其损失。

因财产损失未获赔偿且不服一审结果，栗女士提起二审。二审首次庭审时，办案人员明确指出案件存在盗窃相关行为，拟驳回一审判决并移交侦查，让栗女士看到维权希望。但数日后，办案人员推翻此前表态，认定该案仍属民事纠纷，态度的突然反转令其错愕无助。

鉴定环节的不公更让栗女士难以接受：办案人员仅允许对后厨设备进行鉴定，无故拒绝茶叶、字画、酒水等其他合法财物的鉴定请求。且财物被非法搬离已近两年，易变质物品早已失效，即便追回也无使用价值，其合理质疑未获任何回应。即便栗女士按要求提交后厨设备鉴定申请，相关机构又以合议庭合议为由拒绝鉴定。这种“前后矛盾且无书面依据”的反复态度，大幅增加了她的维权成本，也让其深切体会到普通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弱势处境。

栗女士坚持认为审理存在明显不公，核心争议集中在四大关键环节，这些问题既违背基本法理原则，也直接导致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其一，行为定性严重偏差。一审未完全认定王某峰“撬锁腾退+擅自转让设备”的侵权本质，反而错误适用“减损规则”为其部分违法行为背书，违背“公力救济优先”“物权不可侵犯”的民法基本原则——即便存在租金争议，出租方也无权以“减损”为名实施违法侵权。

其二，私力救济认定根本性错误。王某峰的强制撬锁、擅自处置财物等行为，完全不符合《民法典》第1177条规定的私力救济适用条件（情况紧迫、无法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一审未纠正其“以违法手段维权”的核心本质，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其三，举证责任分配严重失衡。一审将“财物损失”的举证责任全部强加给已失去物品控制权的栗女士，无视王某峰非法腾退时未让其到场核对、擅自转移财物导致证据灭失的客观事实，直接剥夺了栗女士的维权基础。

其四，赔偿金额缺乏合理性与依据。王某峰转让设备、拆除门头的侵权行为已造成明确损失，但一审仅判决赔偿6万元，与栗女士主张的60余万元实际损失相差十倍，且判决书中未说明损失评估的标准、依据及计算过程，根本无法弥补其财产损失与经营中断损失。

从法理层面看，一审判决的上述不公之处，已严重偏离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栗女士呼吁相关监督部门介入核查，正视一审判决存在的问题；恳请二审法院恪守法律规定，纠正一审错误认定与裁判，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准确界定双方权利义务与责任边界，依法支持其合理诉求，作出公平公正的终审判决，切实维护普通公民的合法财产权与司法公正底线。

尽管维权之路波折不断，栗女士仍坚信法律的公平正义。她表示，此次纠纷中判决的不公，让她更迫切希望通过监督介入与二审纠错获得公正对待；同时也希望以自身经历推动司法实践中类似纠纷的规范处理，让更多普通当事人在维权过程中感受到司法公正，避免因判决偏差导致合法权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