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伙在中东娶两个老婆翻车，一边是冷漠的发妻，一边是抱怨的娇妻，他的困境全是自找的…

在德菲兰，我娶了两个老婆，却弄丢了自己

在中东做建材批发九年，我娶了两个老婆。

外人提起我，都说任泽命好，一个中国普通人，在异国他乡混得风生水起，还能享齐人之福。

德菲兰的冬天很冷。

我蹲在泽远建材加工厂的仓库门口，指尖夹着一支没抽完的烟，风一吹，火星子就颤一下。

手机震了，屏幕上跳着“萨米拉”三个字，是大老婆。

我没接，任由铃声响到自动挂断。

不用想也知道她要说什么。

她父亲易卜拉欣昨天又找我了，说要在虚拟的沙赫里亚尔区盖新房，让我先垫二十万里亚尔。

我不是没帮过。

三年前，他说要开一家小杂货店，我给了十万；两年前，他小儿子卡里姆要买车，我又给了五万；去年，杂货店倒闭，他说要还债，我再给了八万。

这一次，我不想再给了。

仓库里传来工人搬瓷砖的声音，夹杂着几句波斯语的交谈。

我听懂了其中一句，是工人在议论我，说我对老婆家太大方，迟早会被拖垮。

我没起身，也没反驳。

他们说得对。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莱拉”，小老婆。

我还是没接，直接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她大概率是要问我今晚去不去她那边。

九年里，我早就摸清了规律：周一、三、五去萨米拉在纳西姆小区的家，周二、四、六去莱拉在法鲁克小区的住处，周日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工厂的办公室，美其名曰照看货物。

这个平衡，我维持了五年，比谈成任何一笔建材生意都累。

烟烧到了指尖，我才猛地回过神，掐灭烟蒂，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起身走进仓库，工人们立刻停下了手里的活，低着头喊“任老板”。

我点点头，走到堆放瓷砖的角落，用手摸了摸瓷砖的边缘。

这是刚到的一批货，要送到虚拟的法赫尔巴扎的建材店，客户催得紧，明天必须送过去。

我掏出手机，给货运司机打了个电话，叮嘱他明天一早准时来装货。

挂了电话，我靠在货堆上，忽然想起刚来中东的日子。

那时候，我还只是国内一家建材公司的普通业务员，拿着几千块的工资，每天挤地铁、跑客户，相亲相了好几次，都因为没房没车被拒绝。

我妈总说我没出息，说我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

我不服气，却又无力反驳。

二十九岁那年，公司要在德菲兰设海外办事处，需要一个人常驻，承诺包吃包住，月薪翻倍，还有提成。

我几乎没犹豫就报了名。

与其在国内浑浑噩噩，不如去异国他乡拼一把。

我妈知道后，哭了好几天，说中东不安全，让我别去。

我跟她说，电视上报道的乱事都在边境，德菲兰很安全，让她放心。

临走前，她往我行李箱里塞了好多感冒药和肠胃药，还塞了一沓现金，说万一有急事能用得上。

飞机落地德菲兰的那一刻，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

机场人很多，大多是戴着头巾的中东女人和穿着长袍的男人，耳边全是听不懂的波斯语，空气中夹杂着红茶和烤馕的味道。

公司租的公寓在沙赫里亚尔区，离办事处不远，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简单装修，勉强能住。

第一年，是我最难熬的一年。

语言不通，跟客户沟通全靠手势和翻译软件，常常因为误会搞砸生意。

吃不惯当地的食物，烤馕和羊肉吃多了就反胃，只能偶尔去中国餐馆打牙祭。

晚上回到公寓，空荡荡的，没有声音，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鸣笛声。

我学会了抽烟，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打发孤独的时光。

每天晚上，我都会站在阳台上抽烟，看着远处厄尔布尔士山的轮廓，心里满是迷茫。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能坚持多久，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年，我认识了穆罕默德。

他是当地一家建材店的老板，五十多岁，性格豪爽，会说一点英语。

我们是在一次建材交易会上认识的，他觉得我实在，我觉得他靠谱，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他带我熟悉德菲兰的建材市场，教我简单的波斯语，告诉我哪些客户值得合作，哪些人要避开。

有一天，他带我去法赫尔巴扎吃饭，席间忽然问我，任，你在中东这么久，怎么不找个老婆？

我笑了笑，说我在国内都没人要，在中东更不可能了。

他摇摇头，说中东女人顾家、温柔，不像你们中国女人那么看重物质，只要你真心对她们，她们就会真心对你。

我没放在心上，只当是他随口一说。

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

女孩叫萨米拉，二十五岁，在法赫尔巴扎的一家建材店当收银员。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红茶馆。

她戴着黑色的头巾，话不多，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给我倒茶、递点心。

我们聊得不多，大多是穆罕默德在中间翻译。

分开的时候，她跟我说了一句波斯语，穆罕默德翻译说，她觉得我是个好人。

那是我来中东一年多，第一次有人主动说我是好人。

后来，穆罕默德经常安排我们见面。

萨米拉话少，但很细心。

知道我吃不惯当地食物，她会特意给我做米饭和蔬菜；知道我晚上经常加班，她会给我送红茶和烤馕；知道我语言不通，她会一点点教我波斯语，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

我慢慢对她动了心。

那年秋天，我谈成了一笔大生意，赚了一笔钱。

我找了个机会，跟萨米拉表白了。

她没有立刻答应，只是低着头，脸颊微微泛红。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点了点头，说她愿意。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按照中东的习俗，邀请了双方的亲友，热闹了一天。

我妈从国内飞过来，看到萨米拉，笑得合不拢嘴，拉着她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

萨米拉听不懂中文，只是一个劲地笑，给我妈倒茶、递水果。

那天，我看着身边的萨米拉和我妈，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在异国他乡，有个爱我的人，有份稳定的事业，足够了。

结婚第一年，我们住在萨米拉原来的小房子里，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萨米拉每天早上比我早起，给我做早餐，然后送我去办事处。

晚上我下班回来，她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我一起吃。

那时候，我们的日子很平静，也很幸福。

我拼命工作，想多赚点钱，给她更好的生活。

第二年，萨米拉怀孕了。

她父亲易卜拉欣和母亲从虚拟的阿巴斯港赶来，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一开始，我很感激他们，觉得他们对萨米拉很好。

可慢慢的，我发现事情不对劲。

易卜拉欣开始频繁地找我借钱，理由各种各样，一会儿说要给萨米拉补身体，一会儿说家里的房子漏雨要修，一会儿说卡里姆要上学。

一开始，我都会给，想着萨米拉怀孕了，不能让她生气，也不能让她在父母面前没面子。

可他越来越得寸进尺，借钱的金额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

有一次，他又找我借钱，说要开一家杂货店，让我给十万里亚尔。

我犹豫了，那时候我刚谈成一笔生意，钱还没到账，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金。

我说我现在没钱，等钱到账了再给他。

他脸色立刻变了，说我看不起他，说我娶了他女儿就忘了本，还说萨米拉跟着我受委屈了。

萨米拉夹在中间，很为难，一边是她的父亲，一边是我。

她劝她父亲，说我现在确实没钱，等过一段时间再说。

可易卜拉欣不听，还跟萨米拉发脾气，说她胳膊肘往外拐。

那天，我们吵了一架。

易卜拉欣摔了东西，骂了我一顿，然后拉着他老婆回了房间。

萨米拉哭了，说她对不起我，让我受委屈了。

我抱着她，说不怪她，都是她父亲太过分了。

可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丝疲惫。

女儿出生后，易卜拉欣和他老婆就一直住在我们家，再也没提过要走。

卡里姆也经常来，一来就翻我的东西，想要什么就拿走什么，一点都不客气。

有一次，他把我刚买的手机拿走了，我找他要，他说我小气，不就是一部手机吗，给他用怎么了。

易卜拉欣也在旁边帮腔，说我是老板，不缺一部手机，给卡里姆用怎么了。

我很生气，跟他们吵了一架。

萨米拉又哭了，劝我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看着萨米拉，心里很无奈。

我知道，她很孝顺，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可她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会累，我也会委屈。

那时候，我开始觉得，这段婚姻，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幸福。

第三年，我离开了原来的公司，自己开了一家建材加工厂，取名泽远建材加工厂。

生意一开始很难做，没有客户，没有资源，我每天都要跑市场、找客户，累得筋疲力尽。

有一天，我去虚拟的拉什特市谈一笔生意，认识了哈米德。

他是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手里有很多项目，需要大量的建材。

我们谈得很投机，很快就达成了合作。

哈米德为人仗义，经常请我吃饭、喝酒，跟我称兄道弟。

他知道我婚姻不顺，经常安慰我，说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要对自己好一点。

有一次，他请我去他家吃饭，席间，他忽然跟我说，任，我有个妹妹，想介绍给你认识。

我愣了一下，说我有老婆了。

他笑了笑，说他知道，可中东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你现在在中东，入乡随俗就好。

我说不行，我不能对不起萨米拉。

他摇摇头，说我太固执了。

他说他妹妹莱拉，二十八岁，两年前她丈夫在工地事故中去世了，留下她和一个三岁的女儿扎赫拉，日子过得很艰难。

他说莱拉人很好，温柔、能干，还会算账，如果我娶了她，她不仅能照顾我的生活，还能帮我打理生意，比那些雇来的外人靠谱多了。

我还是拒绝了。

我觉得，我已经对不起萨米拉了，不能再做对不起她的事。

可哈米德没有放弃，他经常在我面前提起莱拉，说她有多可怜，有多能干。

有一次，我因为一笔生意被骗了，损失了不少钱，心情很不好，一个人在酒吧喝闷酒。

哈米德找到了我，坐在我身边，陪我喝酒。

他又提起了莱拉，说我现在生意不顺，身边需要一个能帮我的人，莱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还给我看了莱拉的照片，照片上的莱拉，戴着浅色的头巾，抱着一个小女孩，眼神里带着一丝疲惫，却又透着一股韧劲。

我看着照片，心里动了一下。

那段时间，我确实很累，生意上的压力，家里的矛盾，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很想有一个人，能理解我、支持我，能帮我分担一点压力。

在哈米德的再三劝说下，我终于答应了，见一见莱拉。

我们见面的地方，还是那家红茶馆。

莱拉比照片上更瘦，话不多，但很有礼貌。

她跟我聊了她的经历，聊了她的女儿扎赫拉，语气很平静，没有抱怨，也没有哭诉。

我看着她，心里很心疼。

我想起了自己刚来中东的日子，也是那样孤独、艰难，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支持。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

分开的时候，莱拉跟我说，她知道我有老婆，她不想破坏我的家庭，只是想找一个能依靠的人，好好过日子，照顾好扎赫拉。

我心里很愧疚，但也很坚定。

我决定，娶莱拉。

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萨米拉，但我实在太累了，我需要一个能帮我的人，需要一个能让我安心的港湾。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萨米拉的时候，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绝望。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说她知道我累，知道她父亲和弟弟给我添了很多麻烦，可她没想到，我会用这种方式背叛她。

我说我对不起她，可我没有办法，我需要莱拉的帮助，我需要有人帮我打理生意，帮我分担压力。

她冷笑了一声，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她，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她的难处。

她说，她可以容忍她父亲和弟弟的无理取闹，也可以容忍我生意上的不顺，但她不能容忍我背叛她。

那天，我们吵得很凶。

易卜拉欣知道后，也骂了我一顿，说我薄情寡义，忘恩负义。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解释。

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是错的。

不久后，我就和莱拉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只有几个亲近的朋友参加。

莱拉搬进了我特意为她租的法鲁克小区的房子，离我的加工厂不远。

刚结婚那会儿，莱拉确实帮了我很多。

她会帮我算账，帮我整理客户资料，帮我对接货运，把生意上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还会给我做可口的饭菜，照顾我的生活，在我累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

扎赫拉也很可爱，虽然一开始对我很陌生，但慢慢的，也开始叫我爸爸。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有萨米拉和莱拉两个老婆，一个照顾家里，一个帮助我打理生意，我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

可我没想到，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莱拉的妹妹，叫玛丽安，比她小五岁，正在上大学，花钱很厉害。

莱拉结婚后，玛丽安就经常来找她，找各种理由借钱，一会儿说要买衣服，一会儿说要买化妆品，一会儿说要交学费。

莱拉很疼她妹妹，每次都会满足她的要求。

可玛丽安越来越得寸进尺，借钱的金额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

有一次，玛丽安找莱拉借钱，说要去欧洲留学，让她给三十万里亚尔。

莱拉没有那么多钱，就来找我要。

我说我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钱，最近生意不好，资金很紧张。

莱拉的脸色立刻变了，说我是不是不想帮她，是不是看不起她的家人。

我说不是不想帮，是真的没有钱。

她不相信，说我对萨米拉的家人那么大方，对她的家人却这么小气，说我心里根本没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