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当长征途中的红军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主席实现了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重返党中央核心决策层。

然而，跟很多人的印象不同，毛主席的地位并没有就此巩固，而是在此后十年时间里，经受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

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身份使其得以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圈，但会议决议在制度设计上安排了一种集体领导格局。

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责，周恩来则被确定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在这种架构下，毛主席的党内排名大致处于第三的位置。

然而，毛主席重新参与红军战略决策后，在第一仗土城战役便出师不利。这场战斗的挫败给了质疑者口实，博古由此说出了“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的议论。

这种议论在整个四渡赤水战役期间一直存在。毛主席彼时指挥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地区来回穿插，利用高机动性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这在后世被称为神来之笔。但是在当时却引发了部分前线将领的不解与不满。

这种不解与不满，直到1935年3月毛主席率领红军彻底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才逐渐缓和。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态度明确地维护了毛主席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地位。这才彻底解决了军事指挥权的争议。

然而，其他层面的挑战紧随而来。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两河口地区会师。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远较中央红军雄厚，对遵义会议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心怀不服，更对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阳奉阴违，坚持主张南下退往川康藏边区。

这场斗争的本质是张国焘试图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改变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格局。毛主席与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自长征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威胁。

1935年9月的巴西会议与俄界会议成为这场斗争的转折点。张国焘发给其亲信的密电被叶剑英截获，电文中不仅要求率部南下，更包含着对中央机关采取军事行动的企图。

这一情报的获得使毛主席与中央领导层得以在千钧一发之际连夜率部北上，脱离险境。

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在随后达到顶峰，他在四川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对党的团结统一构成了致命威胁。

然而，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其统率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损失惨重，最终不得不取消“第二中央”，于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这场斗争的胜利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仅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在实践中证明了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战略的正确性，从而使他的领导地位获得了全党全军更广泛的认可与拥护。

正如党史研究者所指出的，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胜利，“极大地巩固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威”。

当红军抵达陕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这次挑战来自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从苏联回到延安，携带着斯大林的最新指示与共产国际的权威光环。

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在党内推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政策，这一政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特殊背景下，一度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与组织分歧。

王明不仅在政治路线上提出有别于中央的主张，更在组织上对延安中央领导层表现出明显的不尊重，试图以其共产国际背景架空毛主席领导的中央政治局。

这场路线之争最终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化解。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托洛夫在会前对王稼祥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主席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这一表态为六中全会定下了基调。全会批准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并在组织上进一步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毛主席对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的特殊价值在于，它虽然是在共产国际框架内解决问题，但实质上是延安中央领导层自主性的体现。

毛主席通过正确的政治路线与高超的政治艺术，既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又维护了党的独立性，将外部权威转化为内部合法性的强大支撑。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经历了从军事指挥权到政治路线权的逐步扩展，但制度上的最终确认仍需待到更晚时期。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组织决定：毛主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并明确赋予“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一决定标志着毛主席在党的组织程序上正式成为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从“事实上”到“名义上”的关键一跃。

然而，制度上的确认仅仅是表象，更深层的思想统一才是领导地位稳固的根本保障。

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年）在思想层面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整风运动通过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系统梳理党的历史经验，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达到空前统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确立，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写入党章，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这一举措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人事安排或组织决议，它标志着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不再仅仅建立在个人威望或组织授权之上，而是建立在被全党接受的理论体系与思想路线基础之上。

从此，毛主席不仅是一位领导者，更成为党的思想旗帜与理论权威。

回望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5年七大这十年历程，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绝非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一个充满反复检验与动态调整的渐进过程。

这一进程在遵义会议上开启，在会理会议、反对张国焘分裂、六届六中全会等关键节点上经受考验与强化，最终在延安整风与七大上完成思想与制度的双重确认。

军事指挥上的争议未能动摇他，党内分裂主义的威胁未能击垮他，共产国际代表的挑战未能取代他，这一切反复证明了一个历史逻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血与火中，在不断解决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过程中，被历史选择、被全党拥护的结果。

这既是个人能力与魅力的展现，更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当七大闭幕的掌声响起时，一个领导核心、一种思想体系、一条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最终完全确立，而这背后是整整十年的曲折淬炼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