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一洪思愚认为，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阎望仕。
不过很遗憾的是，就在四组投入寻找阎望仕，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阎望仕死了！
原来当年阎望仕带着四个人去抓捕赵宝昊，被赵牺牲前反戈一击，不仅人没抓住，还死了一个特务，熊式辉听说了消息后，大怒之余，就把阎望仕连同那个姓郭的年轻人撵出了侦缉大队。
阎望仕本人被调到了漕河泾镇的江苏第二监狱当了狱卒，虽然地位上不如往昔，但也凭借着能力，滋润的生活了许多年。
侦查员顺藤摸瓜摸到了原来江苏第二监狱（当时称漕河泾监狱）调阅档案，才知道阎望仕1936年3月就辞职走了。
一打听才知道，当年阎望仕因为贪财，收了五两黄金，放走了监狱里一个自称是强奸犯的人，后来上面追查下来，阎望仕才发现，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强奸犯，而是横行奉贤一带的江洋大盗梁六龙。
害怕自己被追责，阎望仕干脆辞了职去投奔了梁六龙，本来还指望着梁六龙念及他救命之恩照顾他，但后来两人一言不合，一气之下，梁六龙干脆就杀了阎望仕。
鉴于阎望仕已死，专案组只好把方向放在当天抓捕赵宝昊的另外几个人身上。
根据守门房的老吴称，除了阎望仕外，他还认识那个侦缉大队一中队姓郭的年轻人，不过一中队的宿舍和直属分队的不在一处，而是在枫林桥，距离枫林桥监狱不远。
侦查员到了地方后，才发现原来的一中队宿舍所占的花园洋房，已经是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在。
根据之前的查案思路，侦查员还是照例在周边走访，根据当地派出所雇佣的两名旧巡警回忆，当年一中队宿舍门房雇佣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已经去世，另外一个姓何的还在世。
在派出所出面下，老何被请来了办公室，他虽然不是一中队内部的人，但是一听侦查员说起姓郭的年轻人，老人立刻便想起来：
“您几位先生所说的小郭，名叫郭风云，无锡人，这人非常精明，精到刁钻，还很势利，只要是当官的，不管是哪个部门的官，他都会像哈巴狗那样围着人家打转摇尾巴，军法官“活阎罗”对他很器重。”
老何回忆了1930年6月18日抓捕当天的情况，是阎望仕给郭风云打的电话，要他跟着自己一起出任务，郭风云挂了电话后，带着同队的李连升、荣富贵开着一辆挂“大牌照”的三轮摩托走了。
从这儿以后，三个人再也没有回队。
李连升、荣富贵后来都受了伤，领了一笔钱被开除了，郭风云也被开除了。
幸运的是，上述三人当时都还活着。
1950年6月，在案件调查期间，下面的派出所根据发布的协查通报，锁定了当时在辖区居住的李连升、荣富贵，两人当年被开除出侦缉大队后，流落在社会上，一个靠着摆摊算命过活，一个做流浪艺人。
李连升、荣富贵被捕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按照李连升、荣富贵的说法，他们两人以及阎望仕、郭风云都是隶属于一个小组的，德康医院枪击案后，他们代表军法处负责审查的赵宝昊。
在审查了三天后，阎望仕基本上已经确认赵宝昊本人没什么问题，于是他们小组撤回，赵宝昊也被批准出院回队。
可李连升、荣富贵也没想到，就在差不多一个月后，他们接到了阎望仕、郭风云通知执行任务的消息。紧跟着，就发生了6月18日那天的枪击案。
李连升、荣富贵的供词证实了专案组之前的分析。
专案组一开始就分析，赵宝昊应该是躲过了敌人第一遍的审查的，赵宝昊后来暴露，是因为在6月18日之前，敌人获得了足以颠覆他们之前所做结论的证据，即证实赵宝昊在德康医院枪击案中存在问题。
之所以这样分析，是基于客观事实得出来的结论。
赵宝昊的暴露无非只有三种情况下，要么是德康医院枪击案后第一时间就发现，要么是在第一阶段审查过程中，要么就是在执行“四号方案”时被发现。
要知道赵宝昊本身虽然是党的地下组织成员，但他并非是重要岗位上的领导者，即便是身份暴露，敌人最有可能采取的也只能是放长线钓大鱼，或者说，敌人即便是认定赵宝昊本身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抓捕的行动也不应该是阎望仕这样一个普通的军法官，最起码也应该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一类的高官。
根据这一情况看，赵宝昊的暴露只有可能是在第一阶段审查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根据事实来看，赵宝昊是挺过第一轮审查的，他暴露虽然是因为第一阶段审查，但毕竟又隔了一段时间，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第一阶段审查过程中，敌人并没有发现所谓证据，而是在隔了一段时间后，才得到的这个证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一阶段审查和最后抓捕都是阎望仕率领的特务小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又是谁提供了这个关键证据呢？
二不过，即便是这样，专案组还是走了一节弯路。
根据李连升、荣富贵的供述，他们在1930年5月19日下午，即枪击案发生后第二天，曾注意到一个装扮时尚，年龄在三十多岁的女子去探望赵宝昊。本来按照规定，他们应该立即跟上去调查，只是后来路上出了意外，他们跟丢了这名女子。
专案组在排除了这名女子是党组织成员以后，认为这名女子具有很大的嫌疑。
可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却发现是个乌龙。
去医院探望赵宝昊的不是别人，正是“德康医院”枪击案中死者之一、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的遗孀邢美兰。
这个邢美兰本身是个能量特别大的人物，她的父亲常年在上海做生意，而母亲更是有名的江浙财团徐新六的族亲。
邢美兰早年嫁过人，只是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在上海做接线员的工作，一次她在下班途中阑尾炎发作，被路过的钱祖谊给救了。
钱祖谊在北伐时期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当时已经是少校军官，后来在邢美兰父亲的撮合下，就和邢美兰结了婚。
没想到的是，此次婚姻更加不幸，结婚也才不过两年，钱祖谊就遭了意外。
1930年5月18日，德康医院枪击案后，邢美兰想去找熊式辉要说法，但熊式辉避而不见，邢美兰就想着去医院问问赵宝昊，后来她通过走杜月笙的关系（钱祖谊是青帮成员）顺利进了医院，并和赵宝昊有过一番对话。
一开始，专案组还以为，赵宝昊是在和邢美兰的对话过程中，不慎露出了蛛丝马迹，后来调查以后，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赵宝昊虽然没受过正规的培训，但组织上的纪律他是知道的，邢美兰也只是说当天她过去只是问了枪击案的经过，但赵宝昊基于纪律问题，绝口不谈，邢美兰也只能无奈离开。
专案组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邢美兰有和中统联系的过往，但深入调查后发现，中统的负责人徐恩曾与邢美兰的母亲同属于江浙财阀出身，徐恩曾当年成为中统负责人后，确实有想过要吸纳邢美兰来帮忙，但被邢家拒绝了。
总而言之，邢美兰这个人，这个人身世经历还算是清白，她也从来不过问政治工作，而且她对她丈夫钱祖谊在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到底是干什么工作也并不了解
1950年6月9日，当年受徐恩曾委派去邀请邢美兰参加中统的汪富相被捕，其供述也基本上符合专案组已知的情况。
汪富相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至此，专案组也正式确认，邢美兰与“马字三号”案件无涉。
三案件调查到这里，又成了一个僵局。
不过即便如此，组织上也没有对专案组有更多苛责，毕竟这是一起近20年前的旧案，很多人证、物证均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不容易找出来。
在上级关怀下，洪思愚再次组织小组成员开会，梳理之前调查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当时在会上，有人就提出，是不是赵宝昊的自伤的枪伤出现了问题，毕竟近距离自伤的枪伤与远距离射击的枪伤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别的不多说，就算是衣服上也会留下痕迹。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枪伤是什么样可能不知道，但对于玩儿过枪的人来说，他们恐怕很容易就分辨出来，特别是当年国民党特务。
那么，当年阎望仕在调查过程中，为什么没有涉及到这一项呢？
会后洪思愚就此事专门请教了一位原在法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过多年的留用老法医。根据老法医的描述，他们确实是可以看出近距离自伤和远距离射击的枪伤区别，但当时查案过程中之所以没有查问，应该是当时医生在给赵宝昊清理伤口的时候顺手处理了痕迹，顺便还处理了赵宝昊当时穿的衣服。
根据法医的上述说法，侦查员发现了一个调查的新思路:找到当初为赵宝昊处置伤口的医生。
1950年6月中旬，专案组专程去查阅了当年“广仁医院”给赵宝昊治疗枪伤的记录，幸运的是，虽然已经过了20多年，“广仁医院”也经历了与公共租界中同仁医院合并的经历，但近20年的医疗记录，还保存的十分完整。
专案组几乎是毫不费力，就查到了当年为赵宝昊做手术的医生——方仲知。还包括了手术过程中参与的护士钟文雅、姜曾珠、司徒萱。
有意思的是，专案组还查到一个关键信息，方仲知是1930年6月18日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医院的。三天后，他从香港寄来一封挂号信，向医院提出辞职，但没有说明为何辞职，而这一天恰好是赵宝昊牺牲的日子。
方仲知后来一直在香港一家英国人开的医院中供职，而当年的护士钟文雅也在不久之后赴香港，两人后来成婚。
考虑到方仲知具有重大嫌疑，专案组考虑以方在上海的家人为主，诈称方母病危，骗方仲知夫妇回香港接受调查。
方仲知夫妇回到上海后，迅速被公安机关控制。
一问之下，专案组才明白当年事情的真相。
当年赵宝昊受枪伤住院后，确实是方仲知负责的手术，而且方仲知确实发现了赵宝昊枪伤的问题，不过，在赵宝昊被送入医院之前，方仲知就接到了一个有帮会背景的好友章某打来的电话，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方仲知帮忙遮掩一二。
“广仁医院”是巡捕房治疗外伤的指定医院，方仲知自己就处理过很多枪伤，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他并没有询问赵宝昊的情况，只是按照电话嘱咐，悄无声息的处理了。
根据方仲知描述，事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军法官带着书记员来医院向他询问处置枪伤的情况，他“据实”而言，但临末拒绝在笔录上签名，指出这是租界，得由巡捕房出面找他签字，之后也就没有人再问。
不料隔了一个月后，方仲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通知他：
“刚看到一份警备司令部的紧急引渡公函，要求捕房即刻逮捕“广仁医院”外科医生方仲知，引渡给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案由是“包庇共党分子”。”
方仲知很糊涂，毕竟自己不认识什么共产党，本来他还想去警备司令部理论，但电话那头劝他不要触这个眉头，最好是有多远跑多远。
方仲知这才知道，自己的事情大了，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启程前往香港，这才躲过了一劫，一直到后来上海解放后，方仲知才从部分来港的友人口中得知，自己当年那个动手术的对象，确实是一名中共党员。
专案组听了方仲知的描述，虽然不确定他说的是否是实情，但也无法断定他说的就一定是假话。
就在案件陷入胶着之际，又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之前在调查过程中，专案组还专门走访了当时还在医院的护士姜曾珠、司徒萱，并叮嘱两人想起什么情况要及时报告。
姜曾珠后来到派出所举报：
“司徒萱可能有问题。”
原来，自从专案组上门调查后，司徒萱整个人就变得有些奇怪，浑浑噩噩不说，工作中还经常出错。
一天下班，司徒萱偶然说起：
“我老公说，最近公安系统正在整顿，以前但凡参与过迫害地下党和民主人士的留用警察，都要主动交代，他们要被收审，有的被查出来也会判死刑。有些人是平时话太多说出来，被人检举的。我们也一定要注意。”
姜曾珠回家之后将这件事随口和丈夫闲聊说起，丈夫是个数学老师，马上反应过来：
“司徒萱又没做什么事，为什么要多注意一些？”
专案组据此决定，立刻控制司徒萱。
司徒萱被捕之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当年同在一家医院上班，司徒萱对医生方仲知情有独钟，但方仲知却喜欢另外一名护士钟文雅，对她的求爱置之不理，时间一长，司徒萱就产生了报复的心里。
1950年5月18日手术完成以后，方仲知特意拿走了赵宝昊的衣服，并叮嘱钟文雅焚毁，可就在推着患者走出手术室以后，钟文雅被该病区的外籍值班医生唤住走不开，情急之下，她只好叮嘱送患者到病房的司徒萱去处理这件衣服。
司徒萱后来并未焚毁衣服，而是自己悄悄藏了起来，当然她并不知道这件事其中有什么猫腻，只是私底下听人说这件事是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在盯着。
大概不到一个月后，司徒萱听说方仲知约钟文雅去看电影，恼羞成怒的她立刻决定，把衣服交给警备司令部，并写了一封检举信。
也正是这封检举信，导致了赵宝昊的暴露，方仲知因为有好友提前透露消息，这才幸免于难。
司徒萱干了这件事，自己也没有讨到任何好处，因为方仲知逃到了香港后，很快就和钟文雅结了婚，她自己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至此，“马字三号“案彻底真相大白。
1950年10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判处“马字三号”案的有关罪犯司徒萱、李连升、荣富贵死刑，立即执行。
不过，案件调查至此，还是有一个疑问，赵宝昊的暴露源于司徒萱争风吃醋，可司徒萱到底不是我党组织成员，当年我党在德康医院开会的消息，是哪个叛徒泄露的呢？
洪思愚后来接到组织命令，称当年“马字三号“案的真相已经全部大白，案卷封存，所以他并没有接着调查下去。
一直到许多年后，洪思愚才偶然听人说起，原来当年赵宝昊牺牲时喊的那句话，正是透露叛徒的关键，当时赵宝昊连说两个“十三点”，并强调“无锡”两字，是利用其宁波口音巧妙地传递了一条四字信息——“沪西二十六”，这是当时地下党在沪上一个秘密交通员的代号，此人系迎接“两会”代表并把他们送往成都路“德康医院”秘密会场的地下交通员之一。
尽管赵宝昊牺牲前传递出的暗号并没有发挥作用，但党组织还是及时查出了叛徒。
1930年冬，“沪西二十六”因出卖其他同志被组织发觉，被红队锄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