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

顾国明（化名）出生在某市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的童年就浸润在石库门里弄特有的市井气息中。

父母每天在工厂劳作超过十个小时，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却从未让这个小儿子感到匮乏。

知识确实为他打开了第一扇门。

1985年夏天，当地一个重点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弄堂口时，整条里弄都轰动了。他是这条弄堂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金融专业的孩子。邻居们围着他父母道贺，母亲背过身去抹眼泪，父亲则拿出珍藏多年的半瓶白酒，给每个祝贺的人都倒了一小盅。顾国明站在人群中央，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出人头地”这四个字的分量。

大学校园是另一个世界。当同学们讨论着萨特、弗洛伊德，争论着诗歌与哲学时，顾国明更多时候泡在图书馆的金融期刊区。他知道自己没有风花雪月的资本，每一分助学金都要精打细算。

不过，演讲台上他是另一副模样，经济改革的浪潮、金融市场的未来，他能讲得激情澎湃、逻辑严密。许多同学还记得他获得全校演讲比赛冠军的那个晚上，聚光灯下，这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眼里闪烁着某种灼人的光。

然而，青春期的情感波动给了顾国明第一次沉重打击。大二那年，他暗恋同系一个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女生。鼓起勇气表白后，对方委婉但明确地拒绝了他，理由之一是“家庭背景差异太大”。他突然意识到，在书本之外的世界里，有些门槛仅靠成绩单是无法跨越的。

就在这时，另一个女生走进了他的生活。她是顾国明的同班同学，文静内向，父亲在该市金融系统担任要职。她欣赏他的才华与刻苦，常常“恰巧”多带一份食堂的荤菜，“顺路”帮他借到稀缺的参考书。

毕业前夕，当女孩红着脸问他“愿不愿意一起留在这里时”时，顾国明几乎没有犹豫。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岳父承诺，可以安排他进入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商银行。

1989年盛夏，顾国明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穿上崭新的西装成为工商银行的见习职员，以及挽着新娘走进婚姻殿堂。

婚礼在国营饭店举办，岳父的同事们来了不少，祝福声中有羡慕也有审视。顾国明微笑着敬酒，心里清楚这桩婚姻给他带来的远不止爱情。成年人的世界，选择总是伴随着代价。

初入银行的顾国明确实像个“职场小白”，他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打水、拖地、整理文件，对每位同事都恭敬地称呼“老师”。当时银行还在用算盘和手写账簿，他为了练习点钞，手指被纸边割破了一层又一层的皮。

老信贷员带着他跑企业做调研，他总能提前整理好行业数据，在冗长的报告中准确提炼关键信息。不到两年，部门主管就在季度评语中写道：“小顾同志勤勉踏实，业务领悟力强，可重点培养。”

1993年，顾国明迎来了第一次重要转折。新区开发进入实质性阶段，外资企业纷纷涌入，国际结算业务量激增。当时分行正为一批复杂的跨境贸易融资协议头疼，条款涉及多国法律和汇率风险。

顾国明连续熬了五个通宵，硬是把所有英文合同逐一啃透，还发现了两处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法律漏洞。处理完这个项目后，他被破格提拔为国际业务部副科长。

升职后的顾国明开始接触不同圈层的人。在一次企业联谊会上，某外贸公司老板拍着他的肩膀说：“顾科长年轻有为啊，以后我们公司的业务还请多关照。”散场时，对方“不小心”落下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两条中华烟和一个鼓鼓的信封。

顾国明追到停车场归还，老板却摆摆手：“一点心意，交个朋友嘛。”那个晚上，顾国明在办公室坐到深夜，最终把公文包锁进了文件柜最底层。第二天，他通过邮局匿名寄回了那个信封，香烟则分给了科室同事。

然而，环境的腐蚀力是渐进而强大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

市里多家外贸企业陷入困境。一天晚上，一位曾是中学老师的民营企业家找到顾国明，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三百多名工人可能失业。说着说着，这位两鬓斑白的中年人竟然跪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