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的夜晚，沈阳大帅府的老虎厅里，一片猩红的地毯默默吸去了一代枭雄杨宇霆的残血。当他步入厅堂时，或许还揣着规劝少帅整肃军务的腹稿，即使他自己早已知道自己成为张学良心头那根非拔不可的毒刺，但他自恃能力超群而视若无睹。当卫队长的枪口对准他的时候，这场东北政坛最令人胆寒的权力绞杀，以这样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就此落幕。周公辅成王的美梦，为何在顷刻间化作血溅厅堂的噩梦？

主弱而臣强

张作霖皇姑屯遇难后，年仅28岁的张学良仓促接过东三省权柄，面对父亲留下的庞大家业与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张学良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此时作为奉系元老的杨宇霆，其态度相当关键。杨宇霆当世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在这个时候甚至隐隐以被托孤者自居。在张学良贴身侍卫长刘多荃的记忆中，杨宇霆确曾冠自以“辅政”的角色，但是举止间流露的倨傲，却如冰针般刺痛着张学良的尊严。

“汉卿，你抽大烟、打麻将，这怎么行？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

杨宇霆当着诸多将领的面，毫不避讳地训斥张学良，仿佛训诫子侄后辈。张学良面沉如水，手中的烟草已经捏的粉碎但是却又不得不迁就着杨宇霆，而这般场景，在帅府中绝非一次上演。

杨宇霆的威望，在东北根深叶茂绝非虚言。他早年留学日本，深谙军事与工业建设之道，一手打造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东北兵工厂，被奉系将领私下称为“小诸葛”。

更关键的是，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兵锋直逼沈阳之际，是杨宇霆星夜奔走，纵横捭阖于关东军与吉林督军甚至是日本人之间，力挽狂澜于既倒。

奉系老将王树常在回忆中感慨：“郭鬼子之变，若无杨邻葛（杨宇霆字）运筹周旋，大帅基业危矣！” 这般功勋，让他在军政两界门生故旧遍布，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在秘密报告中甚至将其视为“东北唯一具有深谋远虑之人物”。

正是这赫赫威名与盘根错节的影响力，最终将杨宇霆推向了深渊。张学良主政后锐意革新，决意实现“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关乎东北命运的重大抉择，却遭到了杨宇霆的强力阻拦。

杨宇霆自恃功高，认为易帜将损害自身及派系利益，竟在内部会议上公然宣称：“汉卿不过一孺子耳，如此大事，岂可轻率！” 其心腹常荫槐亦步亦趋，把持着东北交通委员会与铁路系统，形成掣肘张学良东北施政的顽固势力。

覆水难收

1929年初，张、杨二人的矛盾激化到无可调和。1月10日傍晚，杨宇霆与常荫槐联袂闯入大帅府，以整顿中苏铁路为名，强硬要求张学良立即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由常荫槐全权掌控。

面对这份近乎逼宫的文件，张学良强压怒火，推说需“斟酌”，请二人晚些时候再来听信。当杨、常自信满满地离去，帅府内的空气瞬间凝固。据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处长的王家桢回忆，张学良在办公室内焦灼踱步，最终掷地有声地对警务处长高纪毅下令：“干！等他们晚上来了就干！”

夜晚时分，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如约再临。老虎厅内茶香氤氲，寒暄未几，高纪毅率卫队突然现身，宣布二人“阻挠新政，破坏统一”的罪状。

枪声骤起，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在发往东京的密电中惊愕地写道：“东北之栋梁，一夜倾覆！”

杨宇霆之死，表面看是少帅对权臣跋扈的雷霆清算，内里实则是新生代领袖对旧时代权威的恐惧与挣扎。

张学良晚年曾向史家唐德刚坦言：“杀杨宇霆，我想了又想……最后决定杀他。我错看了他？他没想造反？可当时那种情况，不杀他，我睡不着觉！” 张学良的这番话道尽了权力熏陶下的孤独与猜疑。

杨宇霆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未能读懂时代更迭下权力格局的剧变，仍以“老帅旧臣”的心态俯视少帅，其功勋威望反成催命符。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东北虎父张作霖身后，少帅与老臣的这场生死博弈，终以最血腥的方式画上句点。

杨宇霆的鲜血染红了老虎厅的地毯，也验证了权力场中那句亘古箴言：功高震主者，常危；主少国疑时，必险。这场惊心动魄的绞杀，非关个人恩怨，实乃历史洪流中，新旧势力碰撞时不可避免的牺牲与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