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四川老妇抚养孙子九年，46年儿子写信：孩子非亲生，速送延安......
1937年，一名只有3岁的瘦小男孩从上海送到了四川营山县一户地主家中。
孩子的“爸爸”陈同生是中共干部，父子俩刚刚从狱中解救出来，受尽折磨。
陈同生和革命同志将孩子送到老家后，拜托母亲好好照顾“孙子”，就匆匆离开。
陈奶奶带着小孙子生活了近10年，给了他所有的爱和关怀，让可怜的孩子有了一个安全而又快乐的童年。
抗战胜利之后，孩子亲生母亲周惠年来到了延安，见到了陈同生。
原来这个孩子并非陈同生的亲生儿子，他真正的父亲是烈士李得钊，为了纪念烈士，母亲为他起名为李钊。
陈同生为了照顾战友遗孤，做出这个看似荒唐的决定，谎称孩子是自己亲生的，由老母亲代为抚养。
周惠年提出想要将李钊接到延安，带到自己的身边。
陈同生爽快答应，给老母亲写了信告诉她真相：您抚养大的孩子是烈士的儿子，现在我要将李钊送到延安和他母亲团聚，请您让他走，不久之后我会把您真正的孙子送回去。
这对陈奶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很舍不得一手养大的孙子；但她也很高兴，将烈士的孩子养大，她也算是为革命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
通情达理的陈奶奶将李钊送还给了组织，忍住万般不舍，流着泪看着他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
那时候的李钊一心向往革命，只知道妈妈正在延安等待着他，怀揣着期待和兴奋前往革命圣地。
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其实是烈士的孩子，他的身上，背负着太多太多的遗憾和希冀……
李钊的父亲名为李得钊，浙江永嘉县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
李得钊出生在贫寒的农家，幼年生活贫苦，体弱多病，却是远近出名的“小学究”，过目不忘。
在中学时期的李得钊就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救国愿望，甚至愿意“舍身取义”。
他写了一首这样的诗：
灯蛾扑火似无成，是是非非评不清。
我说灯蛾死可贵，粉身碎骨向光明。
1924年，李得钊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有苏联诸多学识渊博和经验丰富的专家，还有不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革命实践者，师资力量十分雄厚。
学校的国际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按照语言分为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等等。
李得钊刚到苏联的时候还不会俄语，他一边学习俄语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段时间后他便能用俄语进行翻译工作。
李得钊是个性格温和沉静的知识分子，他不太喜欢在大众面前发表演说，也不善于交际。
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校方在他的“活跃度”一栏填上了“中等活跃度”的评价。
然而就是这样一名平时尤为低调、不显山露水的学员，将来从事的是隐蔽战线的危险工作，在最危险的地方保护着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
回国后的李得钊曾经在团中央工作，后被调往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处。
上海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派出机构，负责的是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和日常工作，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络，并且还要用中央的名义作出决议、发表声明。
李得钊几乎没日没夜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李得钊有了长子李海燕。
周恩来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非常高兴，在白色恐怖之下依旧冒险去医院探望。
周恩来深知孩子留在白区的危险，他劝李得钊将孩子送回老家。因为革命需要，他和妻子不得不和刚刚生下的孩子分离。
1933年李得钊任上海中央局秘书长，他的妻子周惠年是中央局秘密交通员，他们是潜伏在上海滩的红色夫妻特工。
中央文库是中共第一个中央级别的秘密档案库，是中共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就一直秘密存放在上海，李得钊担任直接领导保护中央文库的工作。
周惠年的晚年回忆材料之中提起丈夫：“领导分配的任何工作，不论有多大的艰险和困难，他总是很顺从地去执行。从来没有说过不字。”
当时生活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到处都是特务和暗探，执行任务难上加难，李得钊凭借着沉着和智慧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当他正走在租界的街上，突然遇到了外国巡捕拦路戒严。此时李得钊手上正有一份党组织的资料，他将资料卷起来握在手中，从容举上了头顶迎接盘查。
他的表情十分镇定，巡捕并没有多盘问，草草搜身一遍就将他放走了。
眼看着上海中央机关的日渐恢复、完善，革命根据地更是发展迅速，国民党政府因为极度仇视，开始了疯狂的破坏和报复。
敌人联合租界在上海进行严密的追捕和镇压，李得钊曾经多次被怀疑、被捕，但最终化险为夷。因为没有确切证据，敌人只好将李得钊释放。
可万万没有想到，中共上海局竟然出现了叛徒，1934年6月，书记李竹声被捕，随即叛变革命。
中央局机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将所知的36名同志全部供了出来，其中就包括了李得钊。
李得钊当时化名为林子明，敌人软硬兼施，他没有说出任何一句有害党组织的话，于是，敌人就将周惠年一同逮捕，分别关押。
因为李钊刚刚出生20天，周惠年只好将他和3岁的姐姐一同带进了监牢。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之中，李得钊被多次审讯，敌人软硬皆施，都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当局加大了劝降审讯工作，软化意志不坚定的中共党员，有很大一批贪生怕死的人投敌。
而李得钊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我绝不自首，自首了就对不起自己的朋友。”
当时有一个法官是浙江人，他以同乡的名义来找李得钊，劝他说：“你登个记，办个自新的手续，这是潮流！你何苦如此呢？”
李得钊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什么好登记的。我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我的命不会长，你们要杀就杀，如果现在就死更痛快。”
李得钊每天从狱中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端端正正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每一天，他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过，在人生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燃烧自己内心的星星之火。
周惠年带着一双儿女在监牢里也是不停受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她还在坐月子，监狱条件艰苦，孩子不停哭闹，还时刻担心丈夫，周惠年的眼睛开始出现问题，什么都看不清。
自从被囚后，周惠年一直没有见过丈夫，即便男监和女监离得很近。
直到某一天，在一次放风之时，同在狱中的秦邦宪夫人张越霞提醒周惠年：“快看，你丈夫就在那里！”
周惠年赶紧将儿子抱着，想要给李得钊看一眼，张越霞扶着周惠年来到栏杆面前。
她不敢大声喊，只能对李得钊打着手势，指着还在襁褓之中的李钊。
张越霞如此回忆：“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爸爸当时的表情，忽如其来的惊喜、激动，还有无尽的遗憾和悲伤。”
而李得钊也对周惠年做了一个手势，想要表明他绝对不会背叛组织，宁愿为革命牺牲。
敌人发现了李得钊夫妇的这次见面，他们马上将李得钊关进了其他的牢房。
这是李得钊和儿子唯一一次见面，而李钊对此没有任何记忆。
后来，周惠年在一次洗尿布的时候看到了丈夫，但两人也只能远远看着对方，默默无言。
因为营养不良，李钊的肚脐凸起很厉害，在喘气的时候，肚脐都能感觉到明显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