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凌晨，在贵州凤冈县一个家里，父亲给十岁男孩刘仲杰和七岁女孩喂下掺了农药的果汁，自己也喝了，后来父亲被救回来，两个孩子却没保住，孩子的妈妈叫黄飞飞，事情发生前的二十四小时里，黄飞飞已经报过两次警，但没有人真正把她的话当回事。

她和刘仲杰刚签完离婚协议，十五年的婚姻就这么结束了，签完协议的第二天下午一点，刘仲杰在家里动手掐住她的脖子，还拿刀架在她身上，说不准离婚，后来他假装冷静下来，送黄飞飞回公司上班，黄飞飞被吓坏了，马上找公司帮忙报警，警察只打了个电话过来，说这是家庭纠纷，不立案也不出警，她当时就愣住了，明明是暴力威胁的事情，却变成了所谓的家务事。

她不敢回家，下午三点就跑去遵义，把手机全拉黑，只把身上青紫的照片发给亲戚看，她知道丈夫不是闹脾气，是真要命，五点她打电话给公公，说丈夫有极端行为，求他把孩子接走，公公在县医院当保安，听了半天，只说一句他会照顾好孩子，这话听着像安慰，其实啥也没做，孩子还留在那个危险的家里。

晚上九点，她弟弟再次打电话给派出所，说姐姐现在随时可能出事，孩子更危险，警察回拨电话询问情况，仍然没有派人去现场查看，也没有通知社区或妇联，他们认为没有实际伤害发生就不算紧急情况，但谁规定必须等到流血才算紧急，黄飞飞当时连哭都哭不出来，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假装睡觉。

第二天凌晨，悲剧就发生了，刘仲杰给孩子灌下毒果汁，自己也跟着喝下去，但他没有死成，他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想让孩子跟着自己受苦，这话听起来像是个借口，实际上就是在逃避责任，他没有生病历史，也不是突然发疯，只是始终没有人拦住他，也没有人重视他说过的话，这种人最让人害怕，表面看着平静，心里早就崩溃了，可偏偏社会上的支持系统没有把他当成高危对象来看待。

黄飞飞起诉了公安局和县政府，理由是这些单位没有履行职责，案件在正安县法院受理，目前还没有开庭审理，县纪委也调查了几名民警，但处理结果一直不明确，法律明确规定家暴报警必须出警，他们却没有执行，这不能算作疏忽，而是习惯性的忽视行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建立高风险人员台账，凤冈县就是这样的地方，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县城连这种基本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

黄飞飞不是软弱的女人，她没有犯过法，靠打工养活孩子，从不跟别人要钱，她不是不知道求助，而是求助了没人管，她被家暴很多次，每次都被当成夫妻吵架，等到孩子没了，人们才说早该干预，可早该做的事总在出人命后才想起来。

这件事让我心里憋屈，不是要怪哪个人，是整条链子都卡住了，警察没立案，亲戚没伸手，社区没跟进，法律条文挂在墙上却没人去用，孩子死了，父亲还在，母亲打着官司，可没人能说清楚为什么当初没人拦住他，我们总说预防最重要，但现实中预防的代价太高，谁都不愿意先动一步。

你要是问我这件事是否可以避免，我认为完全可以做到，只要有人愿意多问一句话、多走一段路，哪怕只是去敲敲门、看看孩子在不在家里、确认孩子是否安全，可惜没有人这样去做，系统保持沉默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已经习惯了默认一切正常，但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等到出事之后才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