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市场的十字路口，银发族、中年人和毕业生撞了个满怀。延迟退休、中年失业、大学生就业难，这三重压力同时压在中国经济的肩膀上，构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就业大考。

当60后们开始规划退休生活时，延迟退休的政策悄然落地；当75后、80后正值事业巅峰时，“35岁危机”的魔咒不期而至；当00后大学生满怀憧憬步入社会时，却发现岗位早已拥挤不堪。

延迟退休政策带着良好的初衷登场——中国已迈入中度老龄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养老压力与日俱增。按照规划，男性退休年龄将逐步从60岁延长到63岁，女性从50岁、55岁逐步延长到55岁和58岁。

政策设计者期望通过“自愿、弹性”原则实现平稳过渡。现实却给了沉重一击：就业市场早已自设“35岁门槛”，超60%的用人单位在招聘中设置年龄限制。

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诞的局面：60后被告知“还需要再干几年”，而80后、75后却在为“35岁之后还能做什么”而焦虑。讽刺的是，那些担心无法工作到65岁的人，可能根本活不到65岁领养老金的年纪。

科技进步正在重塑就业市场，但其影响远非均衡普惠。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增岗位仅120万，远低于高校毕业生数量。AI领域人才缺口达500万，但200所高校仍无相关专业。

技术对传统岗位的替代效应立竿见影：制造业通过机器替代了35%的岗位（约5250万个）。建筑业从业人员从6100万骤减至1500万。

与此同时，新技术催生的岗位对技能要求极高，35岁以上的劳动者很难快速转型。他们陷入两难：旧技能面临淘汰，新技能又难以掌握。技术演进本应带来就业市场的扩张，却成了中年劳动者的噩梦。

表面上看，就业市场似乎正在上演一场零和游戏：老年人不退，年轻人就上不来。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2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同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9亿。

现实比理论更复杂。76% 的民营企业和68% 的国有企业设置年龄门槛。35岁以上失业者平均求职周期达11个月，是25-34岁群体的2.3倍。

更令人忧心的是，代际间的资源争夺已经超越就业市场本身。延迟退休可能导致老年人无法帮助子女照顾孙辈，进而抑制年轻人生育意愿，形成恶性循环。

教育体系与就业市场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高校扩招使毕业生从2000年95万激增至2025年1222万，但教育质量并未同步提升。

企业普遍抱怨毕业生“学用脱节”。当部分高校还在使用落后于时代的教材时，就业市场已转向AI、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学历通胀现象日益严重，985硕士送外卖已不是新闻。

教育本应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却成了就业困境的起点。大学生背负着沉重的期望进入社会，却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

35-45岁群体正处于典型的“三明治一代”：上有老，下有小，中有职场压力。他们积累的行业经验在数字化转型面前迅速贬值。

更残酷的是，他们正好卡在延迟退休政策与就业年龄歧视的中间。一方面被要求工作更久，另一方面却被职场提前淘汰。网络段子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困境：“60岁退休你嫌我年轻，35岁就业你嫌我老”。

他们曾经相信“按部就班”的人生规划，将希望寄托在退休这个“终点”上。然而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让这个终点变得遥不可及。

就业市场的矛盾远非简单的“老人不退，新人没岗”所能概括。当三代人在就业市场狭路相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资源争夺战，更是一个经济转型期的缩影。

银发族想要一个体面的晚年，中年人渴望职业尊严，年轻人期待实现人生价值——这些要求本不应相互冲突。

当政策设计、市场转型、个体命运交织在一起，我们需要更多系统性的思考，而非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某一代人。毕竟，今天的年轻人，将是明天的中年人，后天的老年人——除非我们能够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否则谁都可能成为下一轮危机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