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云南旅游的你或许在云南的马路上见过云A、云C、云D等车牌，可就是没见过云B车牌。你是否也曾疑惑为什么看不到云B的车牌？接下来默默的打开网页搜索了一番。

目前云南可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B字母车牌的省份！

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实际上却隐藏着国家行政区划调整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深层次的谋划。

1998年，东川市决定将市级行政区划改为区级行政区，此举不但改变了昆明市之地域范围，还彰显出了中国城市管理的一种理念，也就是去找到一条能在资源枯竭和城市发展之间动态平衡的发展道路。

东川以前依托矿产资源红火了有一百年，在资源没了的危机来临之际，就得重新寻思自己的定位，从地理方面来讲，东川的合并，可不单单是简单的行政区划变动，而是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典型范例。

东川位于昆明市主城区北边，紧邻金沙江，地理位置颇为独特，东川从开始发展以来，便一直与矿产资源紧紧捆绑在一起。

东川铜矿产量在最高的时候，一年的产量能够达到48万吨，可后来随着铜矿产量一下降到不到1万吨时，这座靠资源来发展的城市，没办法只能把生存方式从仅仅依靠资源，改变成主动跟周边地区进行合作。

在行政地理学的框架里，东川的合并以及撤销这件事，体现出了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发生了转变！

传统中资源型城市一般都形成了封闭的经济体系，可是这种模式在资源枯竭之后肯定会走向衰败。

昆明的拓展，展现出现代都市圈发展的趋势。

东川划归到昆明之后，东川的地理属性由原先独立的区域变成昆明都市圈里的关键构成部分，这种变化让原本较为孤立的区域拥有了更宽泛的发展空间。凭借昆明整合资源的优势，东川区逐渐达成从“资源消耗型”区域向“服务配套型”区域的转型。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东川合并之后的区域效果比预想的要好很多！

一开始分散在东川市的行政资源被集中起来进行整合了，这样一来昆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就变得更有力了。合并后的东川经济增速从资源枯竭期的低迷中逐步回升，尽管具体数据难以追溯，但2021年GDP增速达到5.6%。工业结构也不再只是单一的矿业，而是逐渐拓展到了旅游业、生态农业等好几个领域。

如此变化，印证了区域经济学里的“极化扩散”的理论，这理论的意思就是：“资源型城市要是融入到更大的经济体系里，就能获取到新的增长动力。”

从政治地理来讲，合并撤销的决定体现出中国在行政区划调整上的长远谋划，传统的地级市一旦设立，常会出现行政冗余以及资源浪费的情况，而撤市改区就能优化行政层级。

东川合并之后，二十二个职能部门精简为十六个，行政成本降低了四成，这样的调整并非仅仅是机构简单合并，而是重新构建了行政体系，以实现更优的资源配置，在昆明市的统筹规划下，东川区得到了更多基础设施投资，交通网络密度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而言，东川的撤并乃区域发展规律的必然之举，东川于1958年成为地级市后，始终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当铜矿资源几近耗尽时，维持独立建制便无经济上的合理性。经经济学家测算，若维持原建制，东川的财政赤字在五年内会超出10亿元。

撤并决策，简而言之，就是要准确把握区域发展的周期。当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快到尽头时，及时进行转型，是避免陷入资源陷阱的关键。

在空间治理方面，东川的案例给城市转型开辟了新路子，以前资源型城市转型大多靠外部输血。可东川的实践表明，依靠行政区划调整来实现区域协同，能够激发内在动力。撤并之后，东川区借着昆明市的科技优势，发展铜产品深加工产业，附加值一下子就提高了5倍，这一种“借势发展”模式给别的资源型城市提供了能借鉴的办法。

从生态地理学的角度看，撤并决策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环境效益。

撤并之前，东川为了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并入昆明后，按照昆明市统一的生态规划来做，金沙江沿岸的生态系统慢慢恢复了，生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明显增多，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也大幅增加。

这次的转变把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观念体现出来了，意思就是城市的转型得跟生态保护相符合，还要一起推进。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撤销建制没让东川的地域特色消失，反而给它带来新的文化交融机会，东川的矿工文化和昆明的都市文化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渐渐形成一种很独特的区域文化景象。

东川每年举行的“石文化节”，既留存了传统的矿业记忆，又添加了现代旅游的要素，这种在文化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适应与调整的能力，恰恰是城市完成成功转型的关键标志。

从全球城市治理的经验对比而言，东川撤并的意义较宽泛，德国鲁尔区的转变以及美国匹兹堡的复兴，均表明区域协同至关重要，东川的实践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之际，行政区划调整可成为推动变革的关键所在，此调整不只是单纯的行政从属关系改变，而是通过重构空间关系，激发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

站在如今回望过往，东川的撤并决策展现出了惊人的前瞻性。

当其他资源型城市还在为转型发愁时，东川已经靠行政区划调整找到新的发展道路了，这类借助地理治理去推动城市转型的行为，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在资源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约束时，城市治理必须突破传统行政区划的束缚，凭借空间的重新构建来推动可持续发展。”

或许在未来某一天，当东川再次成为独立建制时，那将不是对历史的回归，而是对区域治理智慧的更高层次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