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牺牲那年是1928年，他的女儿夏芸刚出生没多久，就跟着母亲郑家钧开始了躲躲藏藏的日子。国民党那边追得紧，母女俩没法在原地待太久，只能一处接一处换地方住。从长沙到湘潭，再到临澧、望城、郴州、耒阳，好几个地方都待过。抗日战争打起来后，她们的生活更乱，经常得转移。夏芸小时候在长沙上过小学，可日本入侵后就没法继续了，没毕业就跟着母亲南下。在耒阳那边，她用难民证在湘南临时中学学了几年，断断续续的，没法好好连着上。母亲靠做针线活维持家计，一边还参加些革命活动，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总得算着过。

抗战结束，夏芸回到长沙，考上了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那时候她改了名字，叫郑忆芸，为的就是避开麻烦。1949年，她考上武汉大学，这本来是个转机，能继续念书。可读了半年，就因为交不起学费停了下来。家里穷，没法支撑下去，她只能离开学校。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很多事还在调整中。夏芸辍学的事传到一些老同志耳朵里，他们觉得不能让革命烈士的孩子就这样断了学业，就写信上报。信件一层一层递上去，到了毛主席那里。他看了材料，知道这是夏明翰的女儿，就批示要安排她继续念书。1950年，这事落实下来，夏芸转到北京农业大学。那学校对老解放区来的学生和烈士子女有支持政策，能管吃住学费。她就这样去了北京，重新开始学习。

在北京农业大学，夏芸念完了大学。毕业后，她没留在城里，而是去了江西那边工作。先在赣南，后来调到宜春、九江，干的是有色金属方面的活。条件挺苦的，得在山里矿区待着，住的地方简单，工作也累。但她就那么坚持下来了，没向组织要过特殊照顾。退休后，她在九江住着，生活低调。她的孩子也都是靠自己努力，有在检察院和民政部门的，有在大学教书的，有做工程师的，还有在金融机构干的。她一直教他们别靠父辈的光环，得自己闯出一条路。

夏明翰走后，郑家钧一个人拉扯孩子大，还得防着国民党密探。母女俩的迁移不是一两次，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行李简单，就那么背着走。抗日时期，她们在湖南南部转悠，夏芸的学业也就那么凑合着。战后回长沙，夏芸进周南中学念书，成绩不错，才有机会考大学。武汉大学那半年，她本来想坚持，但学费成了大问题。辍学后，她没闲着，很快就通过老同志的帮忙，转了学校。毛主席的批示直接解决了她的难处，让她能安心念书。北京农业大学那时刚调整过，对这类学生有具体安排，她也就顺利入学。

毕业那会儿，夏芸选择去基层，到了江西的矿区。从赣南开始，她参与勘探和建设，跟着队伍在山沟里干活。后来调宜春，继续类似工作，再到九江，当上工程师。她没张扬过自己的出身，同事们后来才知道。退休生活简单，她没提过要求。孩子们的路也是自己走的，没沾光。

郑家钧在夏明翰牺牲后，坚持了二十多年，带着女儿避险。抗日战争中，她们在长沙周边和南部地区流动，夏芸的教育断续。战后，夏芸在长沙中学念书，1949年进武汉大学。半年后因费问题离开学校。老同志上报，毛主席批示，1950年转北京农业大学。她在那毕业，去了江西工作，赣南、宜春、九江，一步步干下来。生活低调，教育后代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