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粪池挖出青铜国宝上交国家，考古专家闻讯赶来调查，获意外发现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堪称世界博物馆大国，馆藏品数量多达5000万件（套） ，倘若把民间收藏囊括在内，总数过亿毫无悬念。藏品之中，众多皆为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宝” 。

博物馆展品这些国宝的来历，并非全然源于考古发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民间被发现的，甚至有的是盗墓出土，其发现过程和经历，有些着实令人忍俊不禁。例如，当下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之重器——商代后母戊大方鼎，它能成为国家馆藏，历经诸多波折。官方资料显示此鼎于1939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实际上是寻宝者从地下盗挖出来的。1939年即民国二十八年，彼时安阳已被侵华日军占领。日本人听闻有此大鼎后，也妄图据为己有。为防止国宝外流，得到宝鼎之人将其隐匿起来，然而换了好几个藏匿地点都觉得不够安全，最终把它埋在了臭气熏天的粪堆之下，才得以逃过日本人的搜寻。

后母戊大方鼎有不少国宝都有着类似“与粪堆结缘”的奇特经历。在“梧桐树下戏凤凰”这个头条号中，接下来要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件国宝——“勉岭铜卣” 。许多网友或许都未曾听闻这件国宝，它属于商朝晚期文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与馆内的一级文物大铜鼓一样，价值连城。它的发现，不仅使世间增添了一件国宝，还具备极高的考古价值，意义非凡。勉岭铜卣的问世，改变了人们对于“殷商文化圈”的固有认知，为研究中国早期中原与西南地区的关系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赋予了全新的历史内涵。

勉岭铜卣以往在文博领域，有一种观点认为“商朝青铜器不过江”，更不会流传到偏远的西南地区。商朝是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国家，其统治范围和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但是，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的重大发现，彻底推翻了这一说法，该墓出土了480多件商朝青铜器。勉岭铜卣的发现，则让人们对“商朝青铜器不去西南”的观点产生了质疑。勉岭铜卣是在1974年被发现的。当年1月19日，农历已至腊月二十七，再过3天便是春节。但那时处于“人民公社”时期，倡导过“革命化的春节”，节日氛围被刻意弱化，所以即便临近春节，生产队的队员们依旧在劳作。

社员集体上工干活当日，在距离南宁不远的武鸣县（现今称为武鸣区）马头公社全苏大队第一生产队农科组的几位社员，正在村子附近的勉岭挖掘贮粪池，在当时，每个生产队都会挖掘这样的粪池，用来积攒肥料，为春耕做准备。在挖坑过程中，一名社员一铁锹下去，碰到了硬物，用手扒开泥土，扒出了一个类似坛罐的铜器。用水清洗干净后，铜器色泽光亮，上面有大眼睛模样的图案，还有牛头形状，以及栩栩如生的知了造型。这显然是“宝物”，当时的队员们思想觉悟颇高，秉持一切归公的原则，将这件东西交给了生产队，生产队又把它转交给了公社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即刻拨通了县文化局的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县文化局接到电话后，迅速致电自治区文化局，自治区文化局随后通知了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铜鼓外形次日下午，博物馆的专家乘坐一辆吉普车，抵达了马头公社全苏大队，前往出土铜器的现场——勉岭进行查看。文博专家、后来担任自治区博物馆馆长的蒋廷瑜，当时也随车一同前往。蒋廷瑜毕业于1964届北京大学考古系，专业素养极高。那时他还很年轻，看到铜器的第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件青铜卣。

青铜卣 山西博物馆藏品

青铜爵（右）青铜觚（左）卣是商周时期颇为流行的一种盛酒器具，通常为圆口，腹部较深，有圈足，带有盖子和提梁。商朝的贵族大多嗜酒，祭祀之时必定会用到酒，所以十分热衷于铸造卣、爵、觚这类酒具，在殷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常常能发现这些器物，原因便在于此。这件青铜卣极为精美，整个器物装饰得极为华丽，构图严谨规整，具有强烈的立体感。

青铜卣 湖南博物馆藏品铜卣通体以云雷纹为底纹，装饰有三重花纹，器身和盖子的四面都有高耸的扉棱。社员所说的“大眼睛”，位于盖面和腹部，是浮雕形式的兽面纹，眼睛、眉毛、耳朵都高高突起，眼睛犹如圆球，眉毛好似卧蚕，眉尖突出于器物表面之外。村民所说的“知了”，实际上是阴线刻画的蝉形纹饰。提梁的两端呈现牛头形状，所以才有了“牛头”。

勉岭青铜卣上的“牛头”经过仔细观察，在盖子内部发现了铭文“天”。经过称量，铜卣重达20斤，高度为40公分。1995年，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藏品专家确认组审定，被确认为“一级藏品”。这件铜卣的正式完整名称为“兽面纹提梁铜卣”，但由于它出土于勉岭这个地方，人们大多称其为“勉岭铜卣”。勉岭铜卣究竟从何而来？目前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青铜戈，山东淄博市博物馆藏品遗憾的是，出土现场未能保留下来，社员们将挖粪池挖出的土挑去铺路了。在社员的指引下，蒋廷瑜当时把路上的泥土扒开，从中找到了两块铜戈的残片。青铜卣的出土地勉岭，位于武鸣县的东北部，处于南宁附近最高峰大明山的东南麓。那么，商朝青铜器为何会出现在此地呢？从当时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来分析，存在三种可能性：

青铜编钟 河南省博物院藏品其一，它可能是战利品，是当时当地的首领在与和商朝有关联的属国或部落作战时缴获的。其二，有可能是进入当地的商人遗留下来的物品。周武王灭掉商朝后，不排除部分商朝贵族为躲避周人的追杀，远走西南地区，青铜卣也随之被带到了这里。

青铜列鼎 河北省博物院藏品还有一种极有可能的情况，它是商王赏赐的物品。在远古时期，广西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了交流。据《逸周书》（卷七）记载，在商朝开国君主商汤时代，广西一带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等小国，已经向中原商王朝进贡，“进献之物有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 。在进贡当地特产的同时，便会带回商王的赏赐，当时代表殷商实力和生产水平的青铜器，必定会被列入赏赐物品的清单之中。在勉岭铜卣被发现两年后，也就是1976年1月，在马头公社那堤大队一个名为“敢猪”的岩洞内，又发现了一件铜戈，这种戈在殷商政治中心河南安阳的殷墟中也曾出土过。

青铜戈 江苏无锡省博物馆藏品考古人员得知消息后，立即赶赴实地进行调查。公社磷肥厂已经在那里开采岩泥制作肥料多年，考古人员从旁边的一个支洞中，发现了绳纹夹砂陶片，这表明这个洞曾经有古人在此生活过。但这依然无法解释青铜器的来源。1985年元龙坡墓地的发现，为解开勉岭铜卣的来源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这一年的3月，有人在距离发现青铜卣的勉岭东侧3里的地方，挖到了一件青铜盘，这个地方当地人称其为“元龙坡”。

广西元龙坡墓发掘现场

广西元龙坡墓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听闻后前往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先秦墓地。元龙坡墓地的存在，表明勉岭铜卣的出土并非偶然。此后，广西陆续又发现了一些商朝青铜器。同样是在1976年8月，在广西西北部的兴安县也出土了一件青铜卣，专家将其命名为“兴安铜卣”。兴安铜卣带有陶索形提梁，颈部有夔龙纹，腹部装饰有兽面纹，在底部发现了3字铭文“天之父”，其中也带有一个“天”字，同样属于商晚期文物。

青铜卣 甘肃博物馆藏品2002年12月，在兴安县兴安镇北的一家砖厂取土时，挖出了一件腹部带有9字铭文的青铜簋，经鉴定为西周时期的文物。兴安铜卣的发现，为包括勉岭铜卣在内的商朝青铜器出现在广西这一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即第四种来源——通过商业交易活动，从中原地区购买而来！兴安位于古湘桂走廊之上，从这里前往中原地区最为便捷。

湘桂走廊上的古渡口可以想象，在当年，商朝的器物和人员通过兴安进入广西南部各地，而广西的特色物产则经由这里运往北方，商文化也由此渗透并影响到西南的桂地。如此看来，当时的广西实际上已经属于“殷商文化圈”。当然，这一观点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加以证实。

现代武鸣区域图

一级文物铜鼓 广西博物馆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