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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接到前线奏报,最后一块骨头和田(和阗)终于被啃下来了。至此,除了伊犁之外的新疆领土全部收复。朝廷论功

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接到前线奏报,最后一块骨头和田(和阗)终于被啃下来了。至此,除了伊犁之外的新疆领土全部收复。

朝廷论功行赏,官兵普天同庆。然而左宗棠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在一年多的征战中,地大物博的新疆,早已在阿古柏的残暴统治下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百业待兴。

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逆取而顺守之。摆在左宗棠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重新建设新疆。

世人皆知左公收复新疆之壮举,却不知左公重建新疆之大功。

提振农业、兴修水利

乾隆皇帝统一新疆之后,实行屯田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新疆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自道光朝以后,内外交困,屯田制度早已走样,当地贵族和官僚只顾眼前利益,大肆搜刮。

农民若是预借种子,秋收后得四倍归还,使得百姓不堪重负,弃田而走。一片片肥沃的土地,反而更加荒芜。

左宗棠眼光长远,早在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年间,就命张曜率十余营“嵩武军”,在哈密垦荒屯田,制定屯田章程,实行奖惩制度。

制度规定,不允许兵士对屯田农户进行骚扰,不许私自克扣用于屯田的银两;贫苦者应先发赈粮,能耕地的耕丁,借给种子、牛力、农具;所借种子,收获后按照成本收回,不许在收购时故意压价。

同时左宗棠奏报朝廷,免除新屯田地三年的赋税。

以后,左宗棠又总结和全面推广张曜的屯田经验,在乌鲁木齐、吐鲁番、绥来、巴里坤、古城、喀喇沙尔等地,实行新的屯田政策。

在牧区,则从军饷中拨出现银,由善后局官员购买赈粮、种羊发给牧民。有的地区还发放无息贷款,农、牧民不用交息,只在三年后还本。

由于左宗棠十分重视屯田,恰当地处理了军屯与民屯的关系,所以令进军南八城过程中解救出来的大批难民资遣回籍,迅速安家复业,解决了军队急用军粮的困难。

到光绪四年,仅南路八城征粮就有24万石,比乾隆时期的13石,几乎多出了一倍。

抛开水利谈农业,无疑是痴人说梦。新疆干旱,雨量稀少,一般多依靠地下水和雪水灌溉,水的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农业生产。所以,兴修水利刻不容缓。

在河州,左宗棠支持王德榜引抹邦河灌溉田亩;在宁夏,拨款修复了汉渠;在西宁,命令地方官筹集材料、丁壮,以备开工修复荒废渠道;在河西走廊,要求地方官和驻军加紧修复渠道。

西征大军将天山南北两路收复后,在左宗棠的支持和鼓励下,分别采用防营独立、官方贷款、兵民合力、人民自立等方式,挖掘兴修各地渠井。

在长达十年的动荡局势中,造成河流泛滥成灾。玉河决口五处,河床淤塞300多里,导致土地荒芜,房舍漂没,低洼处竟成泽国,治水工程非常艰巨。

左宗棠令兵民合力,分别堵筑挑浚,使河流重归故道。又一面修复沿河各渠,一面添开新渠,在玛喇巴什新挖的大大小小水渠纵横相连,变害为利,成为南疆的重要垦区。

乌兰乌苏河由于兵灾,年久失修,经兵民堵塞决口,开挖新河,横截洪流,喀什人民得以大兴耕作。

左宗棠的继任者刘锦棠,严格贯彻他兴修水利的措施,为新疆农业生产的复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发展工商业,改革税制

新疆资源丰富,有吐鲁番的棉花、和田的玉、库车的金铜铅铁,以及药材皮张等等,要兴办手工业均要想办法加以开发。

左宗棠认为这些事情,不宜由官方办理,在他的支持下,新疆的手工业开始进入快车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地处内陆的新疆,通商贸易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左宗棠采取了鼓励自由贸易、推进商业发展的政策。在招募百姓屯田之余,还到处吸引商人入疆。

于是出现了清军收复新疆,内地商人踊跃追随的景象,使得商人致富,公家免去了运输的烦恼,税收也比此前增加了数倍,可谓公私两利。

多年变乱使新疆的货币制度十分混乱,商旅往来和人民生活极为不便。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命张曜在阿克苏钱局,依照乾隆制钱型,统一铸造制钱。钱面用汉文铸“乾隆通宝”字样,背后用汉字和满文铸阿克苏地名,以便流通。

新钱重一钱二分,按照这一标准,不准加以增减,以绝私人铸造,或擅自熔毁。

另外,阿古柏窃据南疆期间,曾铸过“天罡银元”,为从中渔利,随意降低银元的分量、成色,百姓深受其苦。

左宗棠下令改铸银元,新银元质量很高,经过左宗棠亲自审验后,试行推广,商贾民众都称便于使用。

统一了货币,市价也趋于稳定,新疆的通商贸易也有了良好的环境。

自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内地省份按田亩征收赋税,而在新疆却一直按旧制实行“按丁索赋”,将赋税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这就造成了富户人口少赋税较轻,贫户人口多反而赋税较重的局面。

此外,南疆贵族有权免除赋税,沉重的负担被转嫁到百姓身上。

鉴于这种情况,左宗棠将内地实行很久的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在新疆推行,规定粮随田起,按亩征税,并将税率减为十取其一。

新疆收复后,左宗棠下令清丈地亩,按照肥瘠、水分,分上、中、下三等征税。

这些改革措施表面上似乎有损地主阶级利益,实际上由于消除新疆原有的田赋制度弊端,使国家财源有了保障,赋税也比战前增加了一倍有余。

差役制度也是阻碍新疆经济发展的又一因素,根据西北各省地广人稀、路途遥远、往返艰难的具体情况,左宗棠认为差役制度无法废除。

问题是平民百姓苦于兵丁、胥役的无穷骚扰,不行贿就无法避免,形成了官府欲取一,丁役则加倍索取的弊端。

而承办人及乡里又层层加码,所以革除州县衙门的内弊,整饬军纪才是关键。

始终奉行“去一弊即兴一利”的左宗棠,规定役从田起,徭役根据百姓交纳的钱粮数目来定。

赋税差役制度的大胆改革,使农民沉重的负担大大减轻了,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增加了新疆的田赋收入。据统计,仅南路田赋收入就增加了1.6万余石。

恢复交通、振兴文教

从甘肃嘉峪关,经过安西,到哈密、乌鲁木齐,或吐鲁番到喀什噶尔,是关内外的交通大动脉,亦为行军大道。

从哈密到巴里坤,不过三百余里,但必须翻过三十二盘的天山之脊,悬崖峭壁,道路险峻,使得军粮运输困难异常。

左宗棠对此进行了治理和修复,他命张曜督军凿平险阻,减低坡路,装设扶栏,回绕36盘,路宽一丈五尺,能够通行骡车。

从哈密到吐鲁番,有南北两路。南路尽管是官道,可是必须经过三间房和十二间房,若是大风刮起,顿时飞沙走石,常把人马卷得下落不明。

北路途经七角井、一碗泉和西盐池等地。尽管是小路,但能够避开风灾,只是一路没有店铺、驿站,行人无处栖身。

西征军入疆以后,便移南路驿站到北路,新建房屋,设立官店,准备柴草、器具等日用物件,积储饮水,方便了来往旅客。

托克逊到喀喇沙尔,必须经过苏巴什山口,有一百七十里长的曲折山路。这是南疆八城通往乌鲁木齐,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西征军在这里修凿险峻,使隘道变成通途。

此外,在刘锦棠的主持下,南疆从玛纳尔巴什到爱吉特虎,修筑了530里道路,20多座桥梁;从玉带里克到龙口桥,修筑中间全部道路和桥梁;在七克逊地方,修筑2座桥梁;从喀什噶尔城以南,修筑数百里道路,30多座桥梁。

至此,新疆南、北两路的交通要道全部得以恢复,有利于政治的统一、军队的调动以及各族人民文化的交往,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物资的交流。

嘉峪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兵灾破坏后的嘉峪关,倒塌败落。

左宗棠命部队修葺关楼,整修关墙,他还亲自挥毫写下“天下第一雄关”,使嘉峪关焕然一新,再现雄姿。

最为艰巨的工程,是修建喀喇沙尔和库车的城墙。库车原有的汉城很小,早就已经倾塌,回城在汉城的东面,亦遭破坏。

驻军会同善后局官员修筑汉城东北、东南城墙,与回城接连,城周1334弓,墙高1丈8尺,宽1丈4.5尺。

在当时近代化武器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建筑坚固的城墙,很大地增强了军事防御能力。

经过修筑城墙、驿道,将各城相连,从嘉峪关至喀什噶尔的整个地区,形成了一个纵深广阔的防御网。西北边防得到巩固,为新疆人民重建家园提供了安定便利的环境。

提到修路造桥,就不能不提“左公柳”。

为了加强交通,左宗棠在陕甘、新疆都特别重视造桥修路。在进军的同时,他还让士兵筑路,在路旁种植柳树,规定部队前进到哪里,马路就修到哪里,柳树也种到哪里。

这样,形成了一条由潼关到嘉峪关3700里长的绿色干线。马路宽4丈、8丈不等,驴车、马车都能够对驶。

根据隆元誉所著《西笑日觚》记载:“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关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就是著名的“左公柳”。

光绪五年,杨昌浚应左宗棠之约西行,看到道旁绿树,写下“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诗句,对西征将士收复新疆的伟大功绩予以热情的歌颂,也极高赞扬了领导这一壮举的左宗棠。

左宗棠到达新疆后,非常重视教育,集中力量发展文教事业。

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杂居相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别,普通百姓少有机会读书,严重影响思想文化交流。

左宗棠一再督令各地兴办义学。收复新疆后,他又与南北两路将官筹商,命令善后局和防营大兴义学,先后设立37处义学。

新兴的义学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为教材,教授汉回子弟读书识字,并以楷书仿本教他们写字。左宗棠还花重金从陕甘地区聘请塾师,多者每月达六十七两。

为了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左宗棠在各处修建店铺,将每年收取的租息充作经费。并拨出公田,令各学童分派代耕,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人工、牛马消耗的费用,其余都拨给各义学。

新疆地处西北边远地区,再加上战乱不断,书籍十分匮乏。仅有的一些来自内地贩来的盗版书,也是错误连篇,不利于新疆文教的普及。

左宗棠在新疆开设书局,所刊发的书籍,采用汉回一体,大部分都是蒙童和士子所需要的。

不论是在西征过程中,还是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从工商业、农业、教育、交通等各方面着手,使新疆人民的生产在战乱后得以快速恢复,给新疆带来繁荣的同时,也让他得到了新疆人民发自内心的肯定。

鉴于新疆的重要地位,左宗棠上奏清廷在新疆建省,以收长治久安之效。

光绪十年,清政府宣布新疆建省,以刘锦棠为首任巡抚。省的设立,对于开发新疆、巩固西北边防意义深远。(全文终)

材料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左文襄公文集》、《春冰室野乘》、《清史列传》、《左文襄公奏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