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上海滩，那叫一个热闹，啥稀奇事儿都有。
这不，蒋介石的外甥俞洛民在电梯里不小心踩了警察局长陆连奎小老婆的脚，心想说声对不起就过去了，谁成想陆连奎不干，直接甩了他三耳光。
这事儿可不只是表面那么简单，牵扯到家族面子和上海滩的权力争斗。
陆连奎这回咋收拾？蒋介石是装没看见，还是得收拾他一顿？
陆连奎这家伙，出身一点也不显眼，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农家，家里没啥钱，种的那点田也就够糊口。
小时候他可不是啥省油的灯，村里人一提他就头疼，说他老爬树掏鸟窝，偷摘人家果子，调皮得不行。
13岁前，他在村里的小学堂断断续续念了几年书，认识几个字，但脑子不算特别灵光。到了14岁，家里实在养不下了，爹找了个远房亲戚，把他塞到上海，进了水警队当学徒。
那会儿是20世纪初，上海已经是大都市，码头上船来船往，汽笛声吵得耳朵嗡嗡响，陆连奎头一回站在黄浦江边，看那些洋人和轮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水警队那活儿又苦又累，天天早上得跟着老队员上小艇，沿着江面查船，看有没有私货。夏天晒得人头晕，冬天冷得手脚发麻，他穿着薄制服，手上全是老茧。
刚开始，他就是个小透明，队长连他名字都记不住。可他干活利索，眼力也不错，时间一长，队里有人开始夸他机灵。
20年代的上海，黑帮势力牛得很，码头那边走私多得数不过来，水警队自然得跟这些家伙打交道。
陆连奎眼尖，很快就看出门道，那些管事的大佬一开口，队员们都低着头，眼神里有点怕。
他有回巡完船，看见一个老水警偷偷收了包东西，塞进怀里，第二天腰上就多了块怀表。他没吱声，把这些事儿记在心里，琢磨着咋在这乱七八糟的地方混出头。
机会来得挺快。1920年代中期，有一天江上雾气重，他跟着队里查一艘不起眼的小船。船主满脸笑，递烟说自己是正经买卖人。
陆连奎瞅见船舱角落几只木箱子盖得死死的，位置还挺偏。他没出声，趁人不注意掀开一看，全是私盐。
他立马叫来队长，把船扣了。那次查出不少私货，队长拿了赏，陆连奎的名字也让上头知道了。从那以后，他成了队里重点培养的人，干的事儿多了，见的人也广了。
这次查私的功劳让他搭上了青帮大佬黄金荣的线。那天雨下个不停，水警队把船押到码头，岸上站着几个穿长衫的人，其中一个矮胖子叼着烟斗，就是黄金荣。
他拍了拍陆连奎肩膀，说了句“小伙子，有胆子”。陆连奎低头应了声，脸上没啥表情。从那次起，他开始往青帮那边靠，给黄金荣的人跑腿送信，递烟点火，慢慢混熟了。
有了黄金荣撑腰，陆连奎路子宽了不少。他从水警队调出来，进了公共租界的巡捕房，从最底层的巡警干起。
那会儿巡捕房洋人说了算，华人巡警地位低，陆连奎穿着黑制服，腰上别着警棍，走在租界街上，眼珠子老盯着大人物的轿车和洋楼。
他学会了看人脸色，知道啥时候点头，啥时候装糊涂。有回在法租界巡逻，他撞见两个青帮小弟打架，他没急着管，等人家打得头破血流才过去收拾。
事后青帮有人夸他懂事，给了点“辛苦费”，他揣兜里一声不吭。
在租界混，升职不光靠干活，陆连奎心里清楚。他拿查案的功劳换人情，再用人情找靠山。1920年代末，他抓了个鸦片贩子，自己押着人走过南京路，围观的人一大堆。
那次他升了职，当上巡捕房的小头目。从那以后，他手越伸越长，青帮的买卖他插一脚，商界的事儿他也掺和。
晚上常在茶肆坐着，桌上摆几叠钱，跟各路人谈条件，声音低，脸上总挂着笑。
到了1930年代初，陆连奎混得风生水起。他升成了华捕侦探总头目，管着租界治安，手底下几百号人听他使唤。
他搬进一栋三层洋楼，门口挂铜牌，警服也换成了讲究的西装。每天早上他站在阳台上喝咖啡，低头看街上的人流，嘴角微微翘着。
他跟青帮联系更紧了，私下帮着运货拿好处，连洋探长都得给他几分面子。商界大佬请他吃饭，政界的人送他礼，他的名字在上海滩越来越响。
到1936年，陆连奎已经是上海滩的大人物，黑白两道都有他的势力。他常坐警署办公室，桌上堆着卷宗，手边放根雪茄，烟雾飘着。
他的权力看着挺稳，可谁也没想到，一次电梯里的小事儿，就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1936年夏天，蒋介石的外甥俞洛民来上海办事。他是蒋介石的亲戚，按理说身份不低，上海那些官员、商人甚至黑帮人物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那天他去了中央旅社，这地方是上海滩的地标，里面热闹得很。他穿过大厅，走向电梯，想上楼见几个朋友。
他刚进电梯，一个穿红旗袍的女人急匆匆跟进来，脚上踩着高跟鞋，走得挺急。俞洛民没注意，抬脚时不小心踩到了女人的鞋尖。
女人尖叫一声，声音特别刺耳，把大厅的嘈杂都盖过去了，周围的人都扭头看过来。俞洛民赶紧停下，转身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态度挺客气。
可那女人不买账，嚷嚷着脚疼，指责他走路不看路。这女人叫刘小姐，是陆连奎的小老婆。陆连奎当时就在附近，听到动静立刻过来。
他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察局长，地位高得很。他走到俞洛民跟前，见刘小姐鞋上有灰，脸色一下就沉了。
陆连奎站到俞洛民面前，说他踩了自己的女人，光道歉不够，得付出代价。他攥着拳头，语气里满是威胁。
俞洛民有点懵，没想到这事儿会搞这么大。他虽然有蒋介石这层关系，但不想拿出来压人，又说了几句赔不是的话，手还举了举，表示没恶意。
陆连奎压根不听，手一抬，狠狠给了俞洛民一耳光。紧接着第二下、第三下接连甩过去，三巴掌打得又快又重，俞洛民脸上肿了，嘴角还出了血。
周围的人都看呆了，空气一下子安静下来。俞洛民捂着脸，看了陆连奎一眼，没还手，也没亮身份，转身就挤出人群走了。
陆连奎冷哼一声，带着刘小姐离开，留下一堆人在那小声议论。
这事儿发生在中央旅社这么热闹的地方，又是大白天，消息传得飞快。没几个小时，上海街头巷尾都在聊，有人说陆连奎太嚣张，有人纳闷俞洛民为啥不吭声。
俞洛民出了旅社，脸还肿着，拿手帕擦了擦血，叫了辆黄包车就回去了。这看起来是个小插曲，可后面的事儿可不简单。
这事儿在1936年夏天闹得满城风雨，陆连奎打了蒋介石外甥俞洛民三耳光，消息传遍上海滩。茶肆里的人扇着扇子聊，报童喊着卖报，报纸头条都写着这桩怪事。
上海那些商界大佬、黑帮头目、租界的洋探长，全都在猜蒋介石会咋处理这档子事，毕竟这不光是打人，还动了蒋家的脸面。
俞洛民离开旅社后，脸肿得老高，嘴角有血。他回到住处，照着镜子看了眼自己的脸，拿起电话打给堂兄俞济民。
俞济民是蒋介石的亲信，当过侍卫长。他简单说了经过，让俞济民跟蒋介石汇报。俞济民挂了电话，立马开车去了蒋介石的官邸。
蒋介石那会儿在书房，桌上堆着文件。他听俞济民说完，眉头皱起来，起身走到窗边，背着手看外面的竹子。
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说这事儿不能轻饶，但上海的情况复杂，不能硬来。他拿起电话，打给上海市长吴铁城，把事情交代下去。
吴铁城接到电话，马上叫来助手，指着地图上租界那块说，蒋介石很重视这事儿，让他们去跟租界高层传话，得给个说法。
那天下午，两名穿西装的人开车到警署，把消息捅给了陆连奎的上司。上司听完，摘下眼镜擦了擦，挥手让人走，然后给陆连奎打了电话。
蒋介石这边还找了老朋友虞洽卿。两人约在一家小茶肆见面，桌上放着茶壶，热气飘着。虞洽卿喝了口茶，说陆连奎看着风光，其实得罪的人多，根基不牢，压一压他就撑不住。
蒋介石听了，敲了敲桌子，说让陆连奎道歉，再捐十架飞机，给国家出力。虞洽卿点点头，又喝了口茶。
吴铁城拿了蒋介石的方案，通过租界当局传给陆连奎。第二天早上，陆连奎被叫到警署开会。会议室里一张长桌，墙上挂着地图，几个高官坐对面。
洋探长说了几句英文，助手递了份文件，写着要他公开道歉，还得捐十架飞机。陆连奎看完，脸青了，猛地站起来拍桌子，茶杯晃了晃。他咬着牙，停了一会儿，坐回去，低声说知道了。
陆连奎不甘心，出了警署就开车去了个隐秘会所。他打电话找青帮的头目和商界朋友帮忙，可电话里要么推脱，要么直接挂。
他抽着雪茄，烟雾飘着，过了两天，没人肯出面，他知道自己没辙了。
几天后，上海一家大酒店搞了个活动，挂着“爱国捐献仪式”的横幅。陆连奎穿着黑西装上台，桌上放着声明。
他念道，因为跟俞洛民起了误会，自己公开道歉，还要捐十架飞机支持国家。台下记者闪光灯咔咔响，观众随便鼓了几下掌。他下台时，把声明揉成团扔了。
捐飞机的钱把陆连奎的家底掏得差不多了。之后几个月，他的势力缩水严重，青帮不找他做生意，商界的人也躲得远远的。
他从洋楼搬到个破公寓，天天站在窗前看街上的车，手里常拿杯酒。他的权力路断了，带着一身耻辱，慢慢从上海滩消失。
这场风波，成了那时候权力无常的写照。
这场电梯风波就像一面镜子，把上海滩的权谋和人性照得清清楚楚。
陆连奎仗着自己嚣张，最后把自己玩砸了，俞洛民忍着没吭声，背后却有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