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清朝风评极低的大势下，写清代皇帝八成要挨骂。好在，御史从事自媒体已有头十年的时间，不说百毒不侵，基本的承受能力还是有的。
早些年，具体说是《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两部大剧出来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康熙、雍正二帝的名声一下就起来了。被冠以诸多头衔，什么“千古一帝”、“最勤政帝王”、“贪官克星”等等。
就是前两年，清朝诸帝也还勉强能上桌。除了嘉、道、咸、同几个帝王较为平庸外，对康雍乾三帝基本还持肯定态度，再不济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大致从今年九十月份开始，舆论基本上一边倒，爱新觉罗应该是触犯了什么天条，所有皇帝全被摁在臭水沟里，一番拳打脚踢之后，不忘吐上几口唾沫。
如果关外三陵、以及清东陵、西陵不受保护，估计祖坟都被翻了几百遍。
御史非专家学者，连科班出身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升斗小民而已。学业亦无大成，经年不系统地读过一些明清历史书籍，正史、野史、民间笔记均有涉猎。
加上年已不惑，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不太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也不会偏离自己的意愿，有意抬高某位帝王，或是刻意贬低某位帝王。
开篇较长，内容务虚，还是要来点实际的，就以争论较多的乾隆说事吧。
01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70岁生日，他御制《古稀说》，对自己几十年的工作成绩作了一番总结，有一段为：
……夫历稽古昔，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仅得六人。然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者，惟予而已。
大致意思是说，秦汉以下的历代帝王，活到七十的不过才六人，其中的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根本不值一提。剩下的元世祖和明太祖，虽然武功极盛，但在礼乐政刑方面，和他不在一个档次。
过了五年，即80岁的时候，乾隆又和历代帝王进行了一番比较，除了不敢说自己超过祖父康熙外，至于其他的君王早已是望尘莫及。
乾隆帝在这样的比较之中，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甚至有点昏昏然、飘飘然。
人上了年纪就容易怀旧，一怀旧就喜欢拿当年辉煌的事迹显摆，普通人是这样，当皇帝的就更是如此了。
那么，乾隆本人的天赋和素质到底如何呢？
11岁那年，弘历入宫晋谒祖父康熙，当面背诵书文，一字无误，得到老皇帝的欢心，被养育宫中。
少年时代的弘历接受了严格、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等人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酷爱书法、图画。他的爱好是多方面的，又精通满、蒙、藏、汉、维吾尔五种语言。
更难得的是，弘历的身体素质也很强，经常骑马射箭，秋狝围猎。乾隆的个子应该是不高的，根据马戛尔使团人员说，大约为五尺二寸，也就是1.62左右。
乾隆继位初期和中期，平日的生活起居很有规律，“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写，夜分乃寝”。（引《朝鲜李朝实录》）
乾隆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固定的安排，而且一年四季的行踪、起居，也有近乎不变的日程表。
当然，突发事件和皇帝个人一时兴起，随时也会改变日程，但一年的生活起居大致脱离不了这一刻板的程序。
野史中，乾隆是一个充满奇闻轶事的风流天子。
其实他的生活颇为节制，他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客观地说，诗写得不怎样），从不以“酒”入诗，也不暴食暴饮，即使举行庆典贺宴，也日落而止，不举行夜宴，即“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
和其他皇帝一样，乾隆也有三宫六院和许多妃嫔，却并不沉溺于女色。
他与结发妻子孝贤皇后富察氏感情极深，富察氏死的时候年仅36岁，直至晚年，乾隆还为她写下了不少悼念诗赋。
就个人天赋和素质来说，乾隆是一个好苗子。当然，评价一个皇帝最重要的标准还是文治武功。
0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82岁的乾隆亲撰《十全记》，记述了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颁布全国。
此文较长，原文可以在网上搜到。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乾隆的志得意满、文过饰非、讳败为胜的真实形象。
所谓的“十大武功”，即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部之战，平阿睦尔撒纳之战，平大小和卓之战，清缅战争，再平大小金川之战，平定台湾林爽文，安南之役，及两次平定廓尔喀之役 。
十次武功并非每次皆胜，一征金川，见难就收；缅甸之役，一等公明瑞败死小孟育，经略大学士傅恒受挫老官屯，被迫议和，匆忙撤军；
出征安南，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归，提督战死，全军溃败；初征廓尔喀，钦差大臣巴忠丧权纳币赎地，谈不上凯旋回朝。
仅此而论，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剩下的六大武功，也不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征准部，定北将军班第丧命；定回疆，定边将军兆惠被围黑水营；二战金川，定边将军温福中枪而死，清军大败木果木；平林爽文，参赞大臣被围诸罗，险些丧命；二征廓尔喀，七战七捷之后，福康安差点死于敌军之手。
乾隆嘴中的十大武功水分很大，而且多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胜的。
最典型的就是大小金川，金川人口不过三万，兵不过数千。前后两次用兵调集十余万军队，花了近八千万两军饷。就这个打法，换成嘉庆、道光同样也能取胜。
那是不是就应该完全否定十全武功呢？显然也不能全盘否定。
其中的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平定大小和卓，还有抵抗廓尔喀侵略西藏几场仗还是值得肯定的。乾隆在维护国家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方面，向来不遗余力。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帝王的努力，清政府统一了准部、回部，拓疆二万余里，使西北、北方彻底安定。
西藏也在雍、乾时期严格隶属清王朝，纳入直接管理，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
03自康熙晚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及雍正朝推行“摊丁入亩”的国策后，进入乾隆时期迎来了人口大爆发。
中国历史上人口峰值有几个时期，一是西汉平帝时为5900万，东汉桓帝时有5600万，唐开元中有5300万，明嘉靖时有6300万。
从记录上来看，从西汉末至明晚期的一千五百多年中，人口一直滞留在6000万上下，没有多少增加。
清顺治八年，全国的人口仅有1400万，至康熙五十一年，历时六十年余年，人口也仅增加了1000万人。当然顺康时期统计的是“人丁”数，即交纳赋税的这一部分，不是全部人口，大致估算在五六千万左右。
乾隆五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1.434亿人”。而到了乾隆六十年，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2.969亿，逼近3亿大关。
封建时代以农业为根本，耕地多寡与人口数量息息相关。乾隆时期全国的耕地总数为10.5亿亩，比顺治初年多了3亿亩左右。
人口涨了五六倍，耕地增长则不足一倍，那么吃饭就成了乾隆时期最紧迫、最棘手的问题。
古代中国，生产工具提升的空间有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亩产，引进高产作物。
乾隆朝对促进农业生产具有最大影响的就是推广甘薯和玉米。甘薯、玉米原产于南美洲，这类高产作物的传入和推广，是我国农业史上的大事。
甘薯也称地瓜、红薯，明末传入中国，这种作物耐旱、耐涝，能适应各种土壤环境，抗虫灾能力强，而产量极高。
当时人的著作《金薯传习录》中就说：“薯，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
甘薯引进的时间较早，但乾隆以前，尚未在全国推广，仅限于福建、广东一带，北方不知有此作物。
乾隆中期，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开始大量种植，乾隆在上谕中积极推广。时人评价说：“高宗纯皇帝特饬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粮，自此广布蕃滋。”
玉米也是明末传入中国，乾隆初年种植尚少，此后在改土归流以及开垦山头地角法令的鼓励下，大批流民进入深山老林。
玉米这一最宜于山地种植的作物才显示出优势，随着移民浪潮而进入山区，尤其以四川、陕西、湖北、湖南最为普遍。如乾隆三十年《辰州府志》中说“数十年来种之者益多”。
华北地区，玉米的推广较迟，但到了乾隆五十六年以后，京津一带也已全部种植。
除了引进甘薯、玉米之外，乾隆还在各省大兴水利，又鼓励沿海商民进口粮食。种种举措，尽管不能完全抵消人口增长带来的困扰，但终乾隆一朝，还是基本解决了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在国库存银的强大支撑下，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乾隆五次下谕普免全国钱粮，三次普免漕粮，总计免去全国赋税2亿两白银。
在经济、农业方面，乾隆的成绩还是有的，不能全部予以否定。
04历朝历代，皆有“盛世修书”的习惯。
乾隆在位期间修了不少书，其中《四库全书》耗时二十年。乾隆对此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做了许多工作，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乾隆在修书期间做了不少蠢事和坏事，那就是以统治者固有的成见，在收集典籍的过程中，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筛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了大量所谓的“悖逆”和“违碍”的书籍。
据统计，乾隆时期销毁的书籍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最可恨的是，乾隆借助修书制造了几十起文字狱。
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对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文人实行残酷打击。
康熙时期两大文字冤案，即《明史》案和《南山集》案，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作者在作品中沿用南明诸帝的年号，议论南明史事，皆被定成悖逆大罪，数百人被诛戮或充军流放。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文字狱比康熙时期还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某人依附他的政敌，而掀起大狱。
文字狱集大成者当属乾隆，他扩大了打击范围，连歌功颂德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捕风捉影而被定成叛案。
乾隆年间所兴文字狱多达六十余案，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自由探讨的传统，使得文人提心吊胆，不敢议论朝政。
05乾隆效仿其祖康熙六下江南，称为“南巡”。乾隆本人对南巡是持肯定态度的，将“西师”一起视为他在位六十年最大的功绩。
南巡一事确实得掰开来说，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积极的地方在于乾隆每次南下都会免去沿途省份历年积欠的钱粮，比如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下谕蠲免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积欠钱粮，总计约为二百二十八万两。
其二是巡视河工，一条黄河千古泛滥，几乎每隔几年都有成千上万人葬身鱼腹，田园庐舍淹没，家产尽失。乾隆六次南巡，河工都是重中之重，也不惜千百万帑金，以期一劳永逸。
其三是安抚江南士子人心，对捐躯前明的抗清义士给予褒奖，像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何腾蛟等，都先后立祠祭祀，赐予谥号。
另外，乾隆还谒明孝陵，祭明臣王守仁，幸尊文书院，游览报恩寺、雨花台、灵谷寺、虎丘等名胜古迹。
通过南巡，乾隆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官风民情，兴修河工，蠲免赋税，争取江南缙绅士民，对安定江浙多少是起了作用的。
不过，南巡的弊病也很明显。由于大量人员来去奔波，用掉了巨量银两，滋扰了民间。
各地官府更是借着接驾之名，祸害百姓。督抚大员为邀圣宠，大兴进贡之风，从而导致了官场腐败。
或许乾隆本人也意识到南巡之害，所以第六次南巡之后，颁布旨意此后再不南巡，并要求后世子孙也不得效仿。
06乾隆所处的时代，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发展趋于停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死气沉沉。乾隆帝抱残守缺，夜郎自大，自命为“天朝上国”，不肯睁眼看世界。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而清王朝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反动、落后的闭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后世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清初，中外的交流虽然受限，但还保留着最基本的贸易。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
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多产于江浙闽皖，离广州很远，而且途中容易变质发霉。
乾隆不顾经济利益，不许就近出口，而广州贸易又被“十三行”垄断，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就是几个特许的行商，而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
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17世纪和18世纪，西欧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词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潭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与世界潮流相隔绝，也就谈不上学习先进的东西。
乾隆时期，原本可以放开怀抱，迎接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当时的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如此雄厚的国力，硬是被乾隆生生拖垮了。
晚年乾隆更是宠信奸相和珅，加速了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国力大损，盛极而衰。而川楚白莲教起义，正式撕下了乾隆盛世的伪装，对于这些，乾隆是应负主要责任的。
即便如此，乾隆在中国历史上，也还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功过五五开问题不大。
如果说他不是爱新觉罗子孙，而是姓李、姓赵，那么可能评价还会更高一些。（全文终）
本文资料来源：《清高宗实录》、《啸亭杂录》、《御制诗文十全集》、《李朝实录》、《东华录》、《清史稿·高宗本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