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30日，凌晨四点多的北京城，大多数人还在沉睡，石景山八角派出所的电话骤然响起，打破了值班室的宁静。电话那头转来一个急促的报警：23号院3号楼前，一名女子浑身是血，倒在地上。

这个看似寻常的报警电话，拉开了一场震惊京城的特大凶杀案的序幕。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一名年轻女子俯卧在一辆面包车前，身上睡衣已被鲜血浸透，赤着双脚，拖鞋散落在一旁。法医检查确认，她已因胸腔被锐器刺穿导致大出血死亡。侦查员们顺着血迹上楼，越往上走，血腥味越浓，二楼202室的门虚掩着，推开门的一刹那，浓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

屋内的景象，让在场许多从警多年的老刑警都感到心悸，客厅、卧室，横七竖八躺着七具年轻女性的尸体，墙上、地上、床上，到处是喷溅状的血迹，加上楼下那名女子，一共八条生命，在这个夜晚悄然消逝。

到底发生了什么？八名女子为何全部遇害？凶手又为何如此残忍呢？

这间三居室是福建某工艺品有限公司为员工租赁的集体宿舍，八名女孩都是公司员工，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17岁。她们一个多月前刚从福建来到北京，在商场做首饰导购工作。5月29日晚上，她们像往常一样回到宿舍休息，其中一位名叫薛某英的女孩，是从外地办事处来北京出差的，临时借住在这里，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是她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现场勘查显示，凶手是从阳台攀爬入室的，女孩们当时都已换上睡衣准备就寝，突如其来的袭击让她们措手不及，八名女孩总共被同一把凶器捅刺了120刀，她们中的一些人曾试图反抗或逃跑，但最终都未能逃脱厄运。

陈某花倒在办公桌前，电话就在手边——她可能在最后一刻试图报警，但电话还没来得及拨通。

肖某芳是唯一逃到楼下的女孩，她赤脚跑出单元门，呼喊着求救，但凌晨的小区寂静无人，凶手追上来，在面包车前将她杀害。

八名年轻女性同时遇害，这是自解放以来单次死亡人数最多的入室杀人案，引起了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据调查，现场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痕迹，贵重物品和两万元现金都没有丢失，排除了盗窃杀人的可能，所有死者都没有被侵犯的迹象，情杀的可能性也很小，女孩们来京时间短，社会关系简单，平日基本是两点一线的生活。

然而一个关键发现让侦查工作出现了转机：现场除了死者的血迹和脚印外，还提取到一种陌生的血袜印，以及第九个人的DNA样本，这说明凶手在作案过程中受了伤，而且是个没有案底的“新手”。专案组分析认为，凶手很可能是单人作案，男性，年龄在35-40岁左右，熟悉现场环境，可能就住在附近。

随着排查深入，一个人的表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赵连荣，37岁，住在案发现场隔壁的203室，他是小区女话务员的丈夫，某机床厂的工人，有一个5岁的儿子。

在邻居和同事眼中，赵连荣是个标准的“老实人”，他性格内向，不好交际，但人缘不错。每天过着规律的三点一线生活：送孩子、上班、下班回家。领导评价他工作认真，从不迟到早退，然而这个“老实人”在面对警方调查时的反应，却颇为反常。

当其他邻居都说凌晨听到了一些响动和呼救声时，只有一墙之隔的赵连荣声称“什么都没听见”。警方组织小区男性居民进行足迹比对时，赵连荣试图逃避，提取脚印时也极不配合。更关键的是，他家的南窗正对着202室的阳台，可以清楚看到隔壁房间的情况。以他的身形，从阳台攀爬进入202室并不困难。

果不其然，足迹比对结果显示：赵连荣的脚印与现场提取的血袜印完全吻合，在他的左小腿上，有一处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

当警方要求赵连荣脱下衣服检查是否有伤口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在一根烟、一杯水之后，赵连荣平静地说出了那句话：“人是我杀的。”随着审讯的深入，一个扭曲的心理世界逐渐浮现。

自从那些年轻女孩入住隔壁后，赵连荣就开始注意她们，女孩们年轻时尚，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下班回来时经常有说有笑，她们每个人都有手机、BP机，用着赵连荣妻子羡慕却买不起的化妆品。

赵连荣的妻子偶尔会提起这些邻居，言语中透露着羡慕，这让赵连荣的心理开始失衡，在他看来，就是这些“外地来的女人”抢走了本该属于北京人的机会和资源。他渐渐产生了一个荒谬的念头：这些女孩可能从事不正当职业，否则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偏见和嫉妒在他心中蔓延，他开始谋划抢劫，“如果她们反抗，就杀人灭口”。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就想杀人”。

月30日凌晨3点左右，赵连荣等到妻子值夜班、儿子熟睡后，戴上手套，拿着一把折叠刀，脱下鞋子只穿袜子，从自家南窗翻到202室的阳台。他动作很轻，但还是惊醒了一名女孩，惊慌之下，赵连荣拔刀就刺，其他女孩陆续被惊醒，尖叫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此时的赵连荣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他持刀冲向每一个试图逃跑或反抗的女孩，朝她们的颈部和胸部猛刺，肖某芳受伤后挣扎着跑出房间，一路跌跌撞撞冲到楼下，赵连荣追了出去，在面包车前将她杀害。

返回室内后，他又杀害了正在打电话求救的陈某花，撞开北侧卧室的门杀害了薛某英，担心有女孩没死透，他甚至还返回南屋进行了补刀。

八条鲜活的生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全部消逝。

作案后，赵连荣本想寻找财物，但意识到时间过去太久，便匆忙逃离现场，发现地上有自己的血脚印，于是脱下衣服踩着回家，到家后将血衣剪碎冲入了下水道。警方在赵连荣家中找到了作案时穿的衣服碎片，以及被他丢弃的凶器，DNA比对确认，现场第九份血样就是赵连荣的。

1999年6月18日，赵连荣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法庭上，辩护人曾试图以抢劫罪为其辩护，认为杀人是抢劫的手段。但法院认为，赵连荣为谋取钱财，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接连杀死八人，犯罪性质极为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最终，赵连荣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7月21日上午，随着一声枪响，赵连荣结束了自己37岁的生命，但八位女孩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那个血腥的凌晨。

这起案件已经过去多年，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从未停止。一个在邻居、同事眼中老实本分的人，为何会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说到底，赵连荣有明显的偏见和仇视情绪，他将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错误地归咎于那些看似过得比他好的年轻女孩，这种非理性的归因，加上极端的暴力倾向，最终酿成了悲剧。

案件也暴露出当时集体宿舍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年轻女性在外地工作，居住环境的安全保障、邻里关系的建立与维护，都值得深思。

每一起重大案件的背后，都是多个家庭的破碎和无法弥补的伤痛，八位女孩的父母失去了女儿，赵连荣的妻子失去了丈夫，五岁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生命可贵，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