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的邦迪亭前，民众手捧烛光、摆放鲜花，以肃穆的守夜仪式悼念上周大规模枪击事件中的遇难者。这起发生在标志性海岸线上的暴行，已造成包括1名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40人受伤，不仅带来了深切悲痛，更因一个罕见特征引发全球犯罪学界的高度关注——涉嫌行凶的萨吉德·阿克拉姆与纳维德·阿克拉姆是一对父子。

“这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起父子联手实施的大规模枪击案。”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都市分校犯罪学教授、大规模枪击案研究专家詹姆斯·登斯利博士明确表示。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的研究数据早已证实，大规模枪击案向来以“独狼作案”为主，仅不到2%的案件涉及两名及以上作案者，而家庭成员联手作案的情况更是极为罕见。

登斯利在接受CNN采访时解释，亲属共同实施大规模暴力时，其风险逻辑与独狼作案截然不同，核心差异集中在动机、权力关系及行动后勤三大层面。“这类袭击的施暴者往往没有独狼那样的‘表演欲’，无需通过网络寻求认同，而是凭借亲属间天然的信任形成封闭的共谋关系。”他进一步分析道，家庭成员长期共享生活空间与价值观，能够在毫无社会阻力的情况下反复推演作案计划、强化极端思想，“袭击的根源是长期形成的共同世界观，而非个人对名声的渴求”。

历史上并非没有亲属共犯的极端案例：2022年澳大利亚维安比拉枪击案中，两兄弟及其配偶合谋杀害3人；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袭击事件由一对兄弟实施；2015年美国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的凶手是一对夫妇；2019年斯里兰卡恐怖袭击中，两名袭击者为富商之子。但登斯利强调，父子联手发动此类暴行，仍开创了危险的全新先例。

法庭文件与警方调查细节清晰还原了这对父子的作案轨迹：10月，有人目击50岁的萨吉德在新南威尔士州乡村地区练习射击，24岁的纳维德随后也参与了父亲组织的枪支训练；案发前一个月，两人前往菲律宾极端主义活跃地区；袭击当天（12月14日），他们专门瞄准邦迪海滩上的犹太人庆祝活动，抵达现场后不仅携带枪支向人群开火，还投掷了多枚简易爆炸装置（未爆炸）。袭击发生后，警方在其车内查获自制伊斯兰国旗帜，地方法官周一披露的事实陈述显示，二人还录制视频宣扬“带有宗教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提前完成了射击演练与现场侦察。警方明确指出，其作案动机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直接相关。

登斯利指出，家庭内部的等级制度与依赖关系，直接决定了这类共犯案件中“谁发起、谁主导、谁服从”的分工模式。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便是典型例证，策划袭击的两兄弟中，哥哥扮演绝对主导角色，弟弟则全程服从。

马萨诸塞州东北大学犯罪学教授詹姆斯·艾伦·福克斯进一步分析了父子共犯的独特心理机制。“父亲通过称赞强化儿子的服从，而儿子则将参与暴行视为获得父亲认可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儿子或许并不完全认同杀戮行为，却为了取悦父亲选择配合。”他还补充，年龄往往是分工的重要依据，“通常情况下，年长者扮演‘指挥官’角色，年轻者则沦为‘执行者’”。

这起案件也引发了澳大利亚政府对青少年激进化问题的高度警惕。12月22日，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内阁会议通过一揽子立法改革措施，他本人还向受影响的犹太社区致歉，并宣布将今年12月21日定为全国“深思日”，以缅怀此次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司法部长米歇尔·罗兰明确表示，政府将加大对仇恨言论犯罪的刑事处罚力度，并专门为“煽动儿童激进化”的成年人设立新的加重罪行，“这种前所未有的青少年激进化现象必须停止。我们绝不允许极端分子诱导和洗脑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走向仇恨或恐怖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巴尼斯同时拒绝了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呼吁，强调当前需要的是“紧迫感与团结，而不是分裂和拖延”。

登斯利强调，多人共犯的袭击在后勤层面更具隐蔽性与组织性。“两人可以分工负责侦察、计划、武器采购、运输和监视，无需庞大的外部阴谋就能实施有序袭击。”而在父子组合中，长辈的资源掌控力更会成为犯罪的“助推器”，“父母往往能控制金钱、交通工具或武器，从而消除作案的实际障碍”。

邦迪海滩枪击案的细节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监控录像显示，纳维德从一座俯瞰海滩的桥上向人群开枪，法庭文件也证实两人提前数日前往现场侦察。袭击发生后，警方从萨吉德名下缴获了6支枪支，而他不仅持有合法的枪支许可证，还拥有“休闲狩猎许可证”，当局证实其“完全符合持枪资格标准”。

“这暴露了澳大利亚看似严格的枪支法律的一个盲点——风险是关系性的，而不仅仅是个人性的。”登斯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独狼作案案件中，核心疑问是‘这个人如何获得枪支’；但在父母与子女共犯案件中，疑问应转变为‘谁控制了枪支已存在的环境’”。

2021年美国密歇根州牛津高中枪击案便印证了这一观点。当时15岁的伊桑·克伦布利枪杀4名同学、击伤7人，其父母詹姆斯与詹妮弗因“在家中提供不受限制的枪支和弹药”“美化武器使用”，成为美国历史上首对因子女校园枪击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家长，最终以过失杀人罪被判处最高15年监禁，伊桑本人则因一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登斯利补充道：“父母提供的不仅仅是武器，更是一种‘合法性’。当枪支被合法拥有、长期存放在家中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年轻家庭成员接触和使用枪支的门槛会被大幅降低。”

此次案件更打破了澳大利亚“严格控枪=低枪击风险”的固有认知。作为拥有世界上最严格枪支法律之一的国家，邦迪海滩枪击案成为其近30年来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反观美国，尽管2025年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有所减少，但仍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两类不同控枪环境下的悲剧，共同指向了枪支管理与极端思想防控的复杂难题。

目前，幸存的嫌疑人纳维德已从医院被转移至惩教机构关押，他面临包括15项谋杀罪、1项恐怖主义行为罪在内的59项指控；其父亲萨吉德则在案发当天与警方交火中被击毙，这起罕见的父子联合作案，仍在持续引发全球对极端主义防控与枪支管理体系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