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起，我国的军制在实际上便开启了向雇佣兵制度的转变历程。湘军在当时的战场上表现得极为勇猛，在对阵太平天国时展现出强大的威势，而这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便是厚饷制度。俗话说得好，“要想马儿跑得快，就得多多喂草料”，这一军饷优厚的策略，就如同给湘军这匹“战马”投喂了充足且优质的“草料”，使得湘军士兵在作战时更具动力。军饷对于士兵而言，犹如一种重要的激励因素。优厚的军饷能够让士兵在物质生活上得到较好的保障，他们无需为家人的温饱等基本生活问题而担忧，从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军事作战当中。在当时的湘军里，士兵们因为有厚饷作为支撑，在战场上自然就会更加奋勇杀敌，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英勇表现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这种雇佣兵制度下的厚饷策略，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湘军采取兵饷自筹的方式。要知道，兵饷供应可是兵权的重要标志啊，这就好比在军事权力的天平上，谁负责发放兵饷，谁就等于握住了掌控军队的砝码，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军权。湘军这种兵饷自筹的做法，就如同在军事制度的土壤里埋下了一颗特殊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末时期，这种模式开始渐渐滋生出类似军阀式的军队。这是因为兵饷自筹使得军队在经济上对某一特定势力产生了过度依赖，这种依赖就像藤蔓缠绕大树一样，慢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事从属关系。而且，在自筹兵饷的过程中，军队的控制权逐渐集中在少数势力或者个人手中，他们在地方上不断积攒自己的力量，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军事体系，与传统的军事管理模式渐行渐远，最终开始出现军阀式军队的雏形。

清末组建北洋军之时，军饷数额攀升至一个令人咋舌的顶峰。彼时，一名普通步兵每月便能获取4.5两白银的军饷，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而排长的待遇则更为优厚，每月可得25两白银，若换算成大洋，竟达34块之多。再看营长，其月工资就高达20两白银，并且每个月还有140两白银的办公费用。这些军饷在如今的购买力。在当时，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是相当可观的。如果将营长一年的收入换算成现代的货币价值，那可是一笔颇为庞大的数额，大约有几十万元。这一数字足以说明，清末北洋军的军饷待遇在当时是相当高的。从普通步兵到营长，不同级别的军饷差距也反映出当时军队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普通步兵的军饷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而随着职位的升高，军官们不仅有更高的工资，还有数额不菲的办公费用，这既体现了对军官在军队管理、作战指挥等多方面工作的一种经济上的支持，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北洋军在军费开支方面的巨大投入。

民初之时，冯玉祥堪称是一位在风云际会中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常常会与自己的部属兴致勃勃地畅谈少年时期从军的志向。你或许会觉得诧异，他当初投身军旅，并非是怀揣着那种高远的报国情怀，而仅仅是为了能够挣得“两斤银子”。要知道，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两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两斤银子”足以在顺天府的乡下购置一亩田呢。当时河北农民的收入状况，那时候河北的农民，即便全家人辛辛苦苦劳作一整年，所能挣到的白银也不过区区11两。如此鲜明的对比，足以说明“两斤银子”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也就不难理解冯玉祥当初参军的目的了。

在国民党军队的那个时期啊，军饷的情况那可真是千奇百怪、形形色色。有的军人拿着高额军饷，那富裕程度简直可以轻松购置洋房，过上优渥的生活；而有的军人呢，所得军饷少得可怜，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就拿30年代初期来说吧，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饷状况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一个军长每个月能拿到320块大洋的月薪，这在当时可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师长的月薪为160块大洋，相较军长而言就少了许多。团长呢，月薪是120块大洋。营长每月有100块大洋的收入，到了连长这儿，月薪就只有50块大洋了。从这些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国民党军队里，随着军衔的降低，军饷也随之大幅减少。这种军饷的巨大差距，必然会导致军队内部出现诸多问题。高军衔者拿着高薪，或许容易滋生享乐主义思想，而低军衔者军饷微薄，可能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又怎么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军事任务呢？这无疑对军队的战斗力、凝聚力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国难饷开始发放，与此同时，用于发放工资的法币大幅贬值，工资水准由此急转直下，仿若高台跳水般一落千丈。更为糟糕的是，军饷还常常处于拖欠状态。这拖欠可不是小数目，往往一欠就是三十万、五十万之巨。好不容易补发的时候，一次能发个十万八万就算是结清账目了。就拿那些杂牌师来说吧，在很多时候，一年之中能发到工资的月份寥寥无几，仅仅只有几个月而已。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战争局势紧张，国家财政吃紧。战争的消耗巨大，大量的资源都投入到了军事防御、军备扩充以及战争物资的生产等方面，导致用于发放军饷和工资的资金被大幅削减。另一方面，法币贬值也使得原本就紧张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货币贬值意味着同样数额的法币能够购买到的物资越来越少，工资的实际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军人和普通工作人员收入的锐减。

你知道吗？在当时可是存在着一些极为特殊的部队，像马鸿逵的部队就是如此，他们简直是军饷发放方面的“异类”。这支部队基本上就不怎么发军饷呢。每个月最多就给士兵每人发个3 - 5块钱，这几块钱也就是勉强当作维持费和伙食费罢了。这哪里够啊？更过分的是，士兵们还得自己准备枪支和马匹。要知道，在军队里，装备和坐骑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些本应该由部队来提供的基本物资，却都要士兵自己搞定。那士兵们怎么生存呢？没办法，只能靠自己去抢掠了。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军队体系里是非常不合理的，正常的部队应该保障士兵的基本待遇，而马鸿逵的部队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士兵的利益，也反映出这支部队管理和运营的混乱与不正规。

然而，真正令人胆寒的，当属法币那急剧的贬值状况了。在抗战初期的时候，一名二等兵每月的薪俸仅仅为7块法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竟一路攀升到了月薪800法币。乍一看，工资似乎是增长了100多倍呢。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物价的飞涨速度简直超乎想象。就拿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来说吧，去理一次发竟然需要花费200元，而猪肉的价格更是涨到了每斤几百元之高。这意味着，尽管士兵的工资在数字上有了大幅增长，可在飞涨的物价面前，这些增长根本就无济于事。工资的涨幅远远跟不上物价的涨幅，这无疑是法币贬值最直观的体现。原本可能还能勉强维持生活的薪俸，在物价的疯狂上涨之后，变得如同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现象充分地表明了法币贬值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人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

1944年的时候，美国的军医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彼时，由于物价如同脱缰之马般一路飞涨，国民党军队在内地的伙食状况可谓是一落千丈。原本的一日三餐竟然缩减为两餐，那曾经还算丰富的三菜一汤的配置，也被简陋的一钵大锅菜所取代，到最后呢，更是凄惨地变成了一钵连油花都不见踪影的菜叶盐水汤，仅仅是一些菜叶漂浮在盐水之中，看起来就毫无食欲，这足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队后勤保障的糟糕程度。时间来到1947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法币的贬值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基本上如同废纸一般。举个例子来说，一个连的生活费是3.28万元，可是这么一大笔钱，在当时竟然只能买到区区3.4斤豆油。这就像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经济大厦里，货币已经失去了它本应有的价值支撑，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贬值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整个经济体系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国民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失败，从这一小小的侧面就可见一斑。

然而，这种生活困难的状况仅仅局限于师级的中下级军官与普通士兵罢了。对于中高级军官而言，他们获取钱财的途径那可真是相当繁多。首当其冲的便是吃空饷这种恶劣行径，就连号称五大主力的精锐部队也未能免俗。就拿新一军三十师师部参谋洪淦棠的日记来说吧，在1946年的时候，仅仅一个人事科，居然就吃掉了二百名兵员的空饷。而那些可怜的士兵呢，甚至数月都拿不到应得的军饷。再者，还有几位部队长，他们公然走私私盐。这些人一个个养得脑满肠肥，腰间缠着几十万的财富，简直就像是那种富态十足、家境殷实的富家翁一般。他们如此行径，全然不顾士兵的困苦，严重破坏了军队的风气，也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要知道，吃空饷这种行为，直接导致部队实际兵员数量与编制严重不符，在作战时就可能出现兵力不足的情况。而走私私盐更是违法乱纪，扰乱市场秩序，本应作为保家卫国楷模的军官，却做出这种勾当，怎能让士兵心服，又怎能让民众信赖这支军队呢？这无疑是当时军队腐败的一个缩影，这种腐败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对军队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1941年的时候，黄仁宇投身军旅，而且是加入了第14师这般堪称精锐的部队。在当时的军队里，却存在着诸多弊病。就拿虚报人数、吃空饷这一现象来说，这简直就是在严重侵蚀军队的根基，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在原本的基础上大打折扣。再看士兵私自贩卖机枪的行为，他们竟然把机枪卖给土匪，而且价格高达7000大洋。这机枪可是重要的作战武器啊，如此一来，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只能晚上把机枪全部上锁。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军队管理上的严重漏洞，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士兵纪律意识的淡薄。还有当时的农村，那可是遍地都是祠堂，还有众多的“偶像”和神道碑。从这些现象来看，当时的社会基本还处于明清社会的状态。在明清时期，祠堂是家族文化的重要象征，承载着家族的祭祀、宗法等功能，神道碑则体现了对祖先或者有地位之人的尊崇。这些元素大量存在于当时的农村，足以表明当时的社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特点，无论是从社会结构、文化传承还是民众的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着浓厚的明清社会的影子。

国民党军队一贯维持着80到100个以上的军级编制，然而实际上具备较强战斗力的仅仅10多个军罢了。这背后有着复杂的缘由。那些背后有强大靠山的将领，就如同被命运眷顾一般，他们能够获取海量的资源。军饷的发放、食品的供应以及各种各样武器的配发，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难事。在这种优厚条件的滋养下，他们得以培育出一小撮精锐部队。而那些没有靠山的将领呢？他们的处境可谓是凄惨至极，就连让士兵们吃饱饭这种最基本的事情都难以达成。这一现象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严重问题。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体系中，资源分配极度不均衡。靠山的有无，几乎成了决定一支军队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因素。有靠山的将领凭借着人脉和关系，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大量的物资都流向了他们所统领的部队。例如，武器装备方面，那些精锐部队可能配备着先进的美式装备，而没有靠山的部队或许只能使用一些陈旧、简陋的武器，甚至在武器数量上都无法满足作战需求。在食品供应上，有靠山的部队士兵可能能够保证每餐的基本营养，而其他部队的士兵则常常面临饥饿的困扰。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部队战斗力的天壤之别。有靠山的部队因为物资充足，能够进行良好的军事训练，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战斗技能都能得到较好的提升，从而成为精锐之师；而那些没靠山的部队，士兵们整日为温饱发愁，根本无法全身心投入训练，其战斗力自然就十分低下了。

彼时，担任兵役部部长的鹿钟麟不禁喟叹：“士兵的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呐，以至于众人都把入伍当兵视作踏入监牢一般，更有甚者，简直觉得这就等同于被判处死刑。”你想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士兵们面临着诸多艰难困苦。首先，物资极度匮乏，可能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证。一日三餐或许都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有的事。其次，军事训练异常艰苦，高强度的训练使得士兵们的身体时刻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再者，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生命时刻受到威胁，这就像头顶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性命之忧。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把当兵看作是进监牢、判死刑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却丝毫无法阻挡汤恩伯等一众高级将领借走私大发横财。1944年时，陈诚在相关报告里提及，河南的国民党军队中那些高级将领，每每假借抢购物资的名义，大行公开走私之事。就拿经商来说，他们要么与商人合伙参股，要么直接派遣下属经营，要么干脆动用公家的运输工具来包揽私货运输。再看吃空饷这种行径，也是屡见不鲜。而将领们赌博的时候，每一局的输赢数额，动辄就达到数万乃至数十万元之巨。还有盗卖公物的恶劣行为，像汽油、骡马这样的物资，乃至武器弹药、米面之类，都被他们随心所欲地盗卖。这些行为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在战争时期，这种腐败就像一颗毒瘤。军队本应是保家卫国的力量，然而高级将领如此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也让民众对军队失去了信任。在战争的大背景下，物资本就紧张，这些将领却为了一己私利，走私、盗卖物资，这无疑是在削弱整个作战体系的根基。他们的赌博行为更是体现出其毫无纪律性可言，把本应用于军事建设和作战的资金当作赌资，这样的军队又怎能承担起抵御外敌、保卫国土的重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