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为啥只有李宗仁能指挥这么多杂牌军？换别人不行吗…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非始于1937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早已揭开了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序幕，东北抗日联军的浴血奋战、各地民众的自发抵抗，构成了局部抗战的壮阔图景。

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抗战，是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正式开启的，日军凭借经过严格训练的作战部队、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成熟的战术体系，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中国军队陷入被动挨打局面。

从淞沪会战的血肉磨坊到南京保卫战的惨烈坚守，中国军民为了抵御侵略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无数将士血染疆场，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这段苦难的历程，成为中华民族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

就在全国抗战陷入低迷、士气亟待提振的关键时刻，1938年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获得的首次大规模战役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纵观台儿庄战役的参战序列，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主力部队并非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而是来自各地的“杂牌军”——这些部队分属不同派系，彼此之间恩怨交织，甚至与中央军积怨颇深。

这一现象引发了后世诸多讨论：为何李宗仁能够将这些一盘散沙的杂牌军凝聚在一起，形成强大的作战合力，换做其他人却难以做到？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台儿庄战役的时代背景，剖析李宗仁的指挥艺术与人格魅力，更要读懂那些杂牌军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家国情怀。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相继占领杭州、济南等地，企图通过津浦铁路打通南北战线，实现华北与华东日军的会师，进而夹击战略要地徐州。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汇点，一旦失守，日军将彻底掌握战场主动权，华北、华东的抗战防线将全面崩溃，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宗仁临危受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管辖范围包括山东全省、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肩负起保卫徐州、阻击日军南下的重任。

李宗仁赴任之时，日军两大精锐师团——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与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已经分别从山东东部、北部向台儿庄方向逼近，两路日军相互呼应，来势汹汹。

当时的军事评论家普遍认为，第五战区的守军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部队成分复杂，缺乏统一指挥基础；二是装备落后，与日军差距悬殊；三是防线绵长，兵力分散，难以形成有效阻击。

但李宗仁并未退缩，他深知，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民心士气的较量，唯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打破日军的夹击企图。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这也是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动体现。

早在战役爆发前夕，我党就积极主动与国民党方面沟通协调，为战役部署建言献策。

1938年3月，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他特意邀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同志商谈作战方针，希望借鉴我党在游击战、运动战中的丰富经验。

周恩来同志结合津浦铁路沿线的地形特点与日军作战习惯，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建议：在津浦路南段，联合桂系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以及新四军张云逸部，采取“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术，灵活袭扰日军，牵制其北上增援的兵力；在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式，守点打援，分割包围日军，实现各个击破。

这一建议得到了白崇禧的高度认可，并在后续的战役中被李宗仁采纳，成为台儿庄战役取胜的重要战术支撑。

为了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凝聚抗日力量，周恩来还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前往徐州，亲自会见李宗仁，传达我党对台儿庄战役的支持与关注，双方就协同作战、发动民众等问题达成共识。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坦言，共产党的支持与建议，让他对战役部署有了更清晰的思路，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团结共产党、发动民众，才能打赢这场民族战争。

除了国共合作的助力，台儿庄战役的核心力量，始终是那些被蒋介石边缘化的杂牌军，这些部队虽然出身各异、装备简陋，却在战役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与牺牲精神。

庞炳勋部是最早投入台儿庄外围作战的部队之一，这支部队原本隶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庞炳勋被蒋介石暗中收买，倒戈反冯，从此与西北军旧部结下恩怨。

中原大战结束后，庞炳勋部被蒋介石改编，虽然名义上保留了军团编制，实则下辖仅5个步兵团，兵力不足万人，装备更是陈旧不堪，枪支多为老旧步枪，子弹匮乏，甚至有士兵只能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

更令人唏嘘的是，国民党中央对庞炳勋部处处排挤，粮饷、弹药经常被扣押拖欠，部队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有军事学者评价，庞炳勋部在抗战初期的处境，是国民党杂牌军的真实写照——“名义上是国军，实则自生自灭”。

李宗仁对庞炳勋部的处境早有了解，他深知，要调动这支部队的积极性，首先要给予尊重与信任。

庞炳勋部奉命驰援临沂时，李宗仁亲自接见庞炳勋，推心置腹地表示：“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在公事上，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上，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不分上下。”

这番话让常年被排挤的庞炳勋深受感动，他当即表示，愿意全力以赴守卫临沂，绝不保存实力。

与此同时，李宗仁还积极向国民党中央交涉，为庞炳勋部争取到了粮饷与弹药补充，撤销了中央要求裁撤其一个团的命令，让庞炳勋部得以完整投入作战。

在临沂保卫战中，庞炳勋部面对日军板垣师团的精锐部队，坚守阵地十余天，将士们奋勇拼杀，伤亡过半却始终未退一步，成功阻挡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为台儿庄战役的部署争取了宝贵时间。

随着临沂战事日益激烈，庞炳勋部逐渐不支，李宗仁当机立断，急调张自忠的第59军驰援临沂，而这一调动，也考验着李宗仁的协调能力——张自忠与庞炳勋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私仇。

张自忠同样出身西北军，与庞炳勋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庞炳勋倒戈后，为了扩充实力，竟然趁乱突袭张自忠的师部，导致张自忠部损失惨重，张自忠本人也身负重伤。

这场恩怨让张自忠对庞炳勋恨之入骨，他曾公开表示，宁愿在战场上战死，也不愿与庞炳勋并肩作战。

得知李宗仁调自己驰援庞炳勋部时，张自忠内心十分抵触，甚至一度想拒绝命令，有史料记载，张自忠曾对部下说：“我与庞炳勋有不共戴天之仇，此次调我去支援他，无异于让我与仇人共事。”

李宗仁早已预料到张自忠的顾虑，他特意在张自忠部出发前亲自接见他，以民族大义劝说：“你与庞炳勋之间的恩怨，是内战时期的私仇，是非功过，皆为个人名利之争；如今国难当头，庞炳勋在前线浴血奋战，是为了抵御日本侵略者，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份民族大义，远非个人恩怨可比。”

李宗仁进一步强调：“当下，每一名中国军人的使命，都是抗击日寇、保卫家园，切不可因个人私怨，损害民族大业，否则，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张自忠本就是深明大义之人，一生以爱国为荣，李宗仁的这番话，彻底点醒了他，他当即表示，愿意放下个人恩怨，服从命令，驰援临沂。

随后，张自忠率领第59军日夜兼程，原本需要三天的路程，仅用一天一夜就赶到了临沂前线，这种急行军速度，超出了日军的预料，也让庞炳勋部看到了转机。

抵达前线后，张自忠主动与庞炳勋见面，两人握手言和，摒弃前嫌，决定携手抗击日军，有士兵回忆，当时两人见面时，张自忠说：“过去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如今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日本人赶出去。”

在张自忠与庞炳勋的联手指挥下，两支原本对立的部队并肩作战，张自忠部从日军侧翼发起猛攻，庞炳勋部从正面突围，形成夹击之势，日军板垣师团遭受重创，伤亡达3000余人，被迫撤退，临沂保卫战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日军两路夹击的计划，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除了西北军系的庞炳勋部、张自忠部，川军也在台儿庄战役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王铭章率领的第122师的滕县保卫战，更是堪称悲壮。

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军主动请缨出川抗日，邓锡侯、孙震率领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千里跋涉，奔赴华北战场，却遭到蒋介石中央军的排挤，不仅没有得到像样的装备补充，甚至连粮饷都被克扣。

当时的川军，士兵多穿着单衣、草鞋，手中的枪支多为川造老旧步枪，弹药奇缺，不少士兵身上只带着几发子弹，却依然斗志昂扬，决心为国家战死沙场。

1938年初，日军矶谷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动放弃济南、泰安等地，导致日军长驱直入，迅速逼近滕县——滕县是台儿庄的北大门，一旦失守，台儿庄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危急时刻，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坚守滕县，当时，王铭章部下辖仅两个旅，兵力不足3000人，面对的却是日军矶谷师团的主力部队，兵力、装备差距极为悬殊。

李宗仁得知王铭章部的困境后，十分焦急，他深知川军的勇猛，也明白滕县的重要性，于是立即协调，为川军补充了500支新枪、一批子弹以及若干迫击炮，虽然这些装备对于整个战役来说杯水车薪，却让川军将士感受到了被重视的温暖。

得到装备补充后，川军上下欢欣鼓舞，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立即奔赴滕县前线，加固工事，准备迎战日军。

1938年3月14日，日军矶谷师团对滕县发起猛攻，飞机、坦克、重炮轮番轰炸滕县城墙，城墙很快被炸开多个缺口，日军步兵趁机发起冲锋。

王铭章率领川军将士奋勇抵抗，他们依托城墙工事，用老旧的步枪、手榴弹反击日军，士兵们明知必死，却无一人退缩，不少士兵抱着炸药包冲向日军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川军将士伤亡惨重，王铭章也身负重伤，部下劝他突围，却被他拒绝，他表示：“我身为师长，与城共存亡，城在人在，城破人亡。”

3月17日，滕县城墙被日军彻底攻破，王铭章率领残余将士与日军展开巷战，最终壮烈牺牲，年仅45岁，剩余将士也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

滕县保卫战虽然以城池失守告终，但王铭章部的顽强抵抗，成功阻击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为台儿庄战役的主力部队集结争取了宝贵时间，李宗仁后来评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宁死不屈，用鲜血铸就了民族脊梁，没有滕县的坚守，就没有台儿庄的胜利。”

在台儿庄城内的核心防御战中，孙连仲率领的西北军第2集团军，同样展现出了惊人的牺牲精神。

孙连仲部原本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改编，属于典型的杂牌军，装备简陋，粮饷不足，却有着丰富的防御战经验，尤其擅长近战、肉搏战。

1938年3月23日，日军矶谷师团的先头部队抵达台儿庄泥沟车站，随后，日军主力陆续赶到，对台儿庄发起猛攻，这是日军对台儿庄的第三次进攻，也是最为猛烈的一次。

日军凭借先进的重炮、坦克，对台儿庄城内进行狂轰滥炸，房屋倒塌无数，街道被夷为平地，孙连仲部坚守城内，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逐街厮杀，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街道，都成为了战场。

由于战斗异常惨烈，孙连仲部的伤亡不断增加，预备队很快就全部打光，不少连队甚至只剩下几名士兵，却依然坚守阵地，没有一人退缩。

日军矶谷师团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见久攻不下，亲自临阵指挥，调集更多兵力与装备，企图一举攻破台儿庄。

此时，原本奉命迂回包抄日军的中央军汤恩伯部，却采取消极避战态度，迟迟不发起进攻，导致我方援军脱节，台儿庄城内的孙连仲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李宗仁得知情况后，极为愤怒，他多次致电汤恩伯，严令其立即出兵增援，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有史料记载，李宗仁曾在电话中怒斥汤恩伯：“你部迟迟不进，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若台儿庄失守，我必向蒋介石请命，治你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