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势头猛，城里抓的人太多，大大小小的监狱塞得满满当当，实在装不下了。上面定了规矩，判了长刑的重刑犯，直接注销城市户口，统一押去大西北的劳改农场改造。
 
李红旗就在这批人里，上车那天他看着管教在户口页上划掉自己名字，心里清楚，身后那个家，算是彻底回不去了。
 
车厢里没有正经窗户，只在头顶靠近车顶的地方留了几个巴掌大的通气孔，风带着沙子从孔里钻进来，混着满车厢的汗味、干粮馊味和烟味，闷得人胸口发慌。
 
有人缩在角落偷偷哭，有人扯着嗓子骂脏话，更多的人跟李红旗一样，全程闭着嘴不说话。大家都是重刑犯，心里都揣着各自的事，也都明白这趟车没有返程票。
 
李红旗忍不住想起离家那天，民警给他戴上手铐往外走，母亲听见动静从屋里追出来，在巷子口踩了块松动的砖头，“啪”地摔在地上，趴在地上喊他的小名。
 
他下意识想回头扶一把，身后的民警轻轻推了他一下，催着快走。他就那么戴着手铐，一步三回头地被拽出了巷子，母亲的哭声越来越远，到最后全被火车的咣当声盖了过去。
 
火车一路往西走，停的站越来越偏，每停一次就开一条门缝，递进来几个窝头和一壶凉水，武警端着枪站在门口，没人敢多嘴，也没人敢往外多看。
 
刚开始窗外还能看见杨树和村子，后来慢慢就只剩光秃秃的黄土坡，再往后连黄土都少见，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滩。
 
风卷着沙粒打在车皮上，沙沙地响，像有人在外面不停抓着铁皮。车厢里的哭声渐渐没了，越往西走，人越沉默，连咳嗽都有人压着声音。
 
第五天傍晚的时候，车终于停了。下车的那一刻，戈壁的冷风直接刮得人一缩脖子，沙子打在脸上生疼。眼前没有楼房，没有树，只有几排矮矮的土坯房，围着一圈铁丝网，远处是连到天边的荒滩，连个活物都看不见。
 
管教拿着名册点名，按刑期长短分大队，李红旗被分到了开荒队，当天晚上就住进了四处漏风的土坯房，铺的干草硌得腰都疼。
 
转天早上五点，哨声一响所有人都得爬起来，扛着十字镐去地里开荒。戈壁的土硬得像烧过的砖块，一镐下去只能砸出个白印，震得胳膊发麻。
 
没干半天，李红旗手上就磨出了好几个血泡，破了之后沾了沙土，钻心地疼。
 
没人敢偷懒，管教在旁边来回转，干慢了就要挨训，晚上还得扣工分，影响减刑。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早上出工，晚上收工，一年四季没个闲时候。
 
春天刮大风沙，出门得裹着头巾，张嘴就是沙子；夏天太阳晒得后背脱皮，喝的水带着一股子咸味，越喝越渴；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土坯房里没暖气，几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互相取暖。
 
不少从南方来的犯人水土不服，关节疼、闹肚子，医务室就那么点药，大多时候都得硬扛。
 
也有人动过逃跑的心思，可戈壁滩上没水没路，跑出去的人不是冻死就是渴死，被抓回来的还要加刑，时间长了，没人再打这个主意。
 
从1983年到1986年，前前后后一共有八万七千名重刑犯像李红旗这样，坐着闷罐火车被送到大西北。
 
有人没熬完刑期就病死在了戈壁，有人攒够工分减了刑，刑满后留在当地农场当了工人，也有少数人后来政策松动，辗转回了老家。
 
李红旗后来减了两年刑，留场做了护林员，再也没回过原来的城市。他母亲去世那年，农场批了他五天假，可等他换了好几趟车赶回去的时候，葬礼都办完了。
 
那趟西行的火车只开了五天五夜，却拐了很多人一辈子的弯。没人能再回到从前，那些被注销的户口，被留在巷口的牵挂，都跟着戈壁的风沙，慢慢沉进了无边的荒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