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做男保姆，与女主人同吃同住，工资过万，却有苦不能说。合同签的是每月一万二，从去年三月干到今天，四百三十九天。

去年三月十四号，我拖着那个拉链都快崩开的旧行李箱，站在浦东一个高档小区门口。保安上下打量我，问我找谁。我说我是新来的保姆。他哦了一声，眼神里那点审视立刻变成了某种说不清的轻慢。我习惯了。四十三岁的男人做保姆，在很多人眼里，本身就是个笑话。

合同签的是每月一万二，包吃住。女主人姓周，三十出头，做投行的，走路带风，说话像按了快进键。第一次见面她扫了我一眼，说：“王哥，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把家管好，把我照顾好，钱不是问题。”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不喜欢家里有外人，但你不一样，你是男的，没那么多事儿。”

我当时没太听懂这话。后来才明白，她之前换过四个女保姆，不是嫌人家做饭咸了，就是嫌人家偷用她护肤品，还有一个，跟她前夫多说了两句话。她说男人简单，没那么多弯弯绕。我心想，你这才叫弯弯绕。

住进来的第一个星期，我就知道这钱不好挣。周小姐的生活节奏跟正常人不是一个时区。早上六点半出门，晚上十一点能回来算早的。她不吃早饭，但冰箱里必须永远有切好的水果，火龙果要红心的，猕猴桃要黄心的，苹果削皮切块还得泡盐水，不然氧化了她不吃。中午她在公司，我得把她晚上要穿的衬衫熨好，按照她衣柜里从左到右从浅到深的顺序挂回去。她有个习惯，回家先洗澡，洗完澡出来必须喝一杯温水，水温不能烫嘴也不能凉，我试了十几次才摸准那个度。

这些都不算什么。真正让我觉得别扭的，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边界感。她在家穿得随意，我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有一次她喝了酒回来，靠在沙发上让我给她倒杯蜂蜜水，我递过去的时候她手指碰到我手背，我整个人僵了一下。她倒是跟没事人一样，说了句“王哥你手真糙”，然后笑了笑。那个笑让我琢磨了好几天，到底是无心还是有意。后来我想通了，人家就是随口一说，是我自己心里有鬼。干这行，最怕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加戏。

小区里其他保姆看我的眼神也怪。她们凑在一起聊东家八卦，我凑过去，她们就不说了。有个四川来的张姐，人还算实在，有回偷偷问我：“小王，你东家给你开多少？”我说一万二。她眼睛瞪得溜圆：“这么多？她图你啥？”我说图我干活利索。她撇撇嘴，没再问。我知道她不信，换了我是她，我也不信。一个单身女人，花一万二请个男保姆，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嘀咕。

可我真没干过任何越界的事。周小姐喝多了吐，是我收拾的；她半夜发烧，是我开车送去医院的；她跟男朋友吵架摔了杯子，是我蹲在地上一点点捡的碎玻璃。她有时候会跟我说些心里话，说工作压力大，说男人靠不住，说有时候觉得这房子空得吓人。我就听着，不插嘴，手里该干嘛干嘛。她说完会叹口气，说“王哥你真是个好人”。这话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好人，就是没别的意思呗。但话说回来，人家花钱雇我，我做好本分就行，想那么多干嘛。

最难熬的是去年冬天。我妈在老家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我哥打电话来让我回去。我跟周小姐开口请假，她正对着电脑看报表，头都没抬，说：“王哥，我这周有个大项目，你走了我怎么办？”我说我妈住院了。她这才抬起头，看了我几秒钟，说：“那你回去吧，三天，够不够？”我说够。她又补了一句：“三天不扣你工资，但超过三天，按天扣。”我点点头，转身出去的时候，心里堵得慌。我妈养我四十多年，我回去看她，还得看别人的脸色。

那三天我在医院陪床，我哥问我干得咋样。我说挺好，工资高。他说那你好好干。他不知道，我每天晚上给周小姐发微信汇报我妈的情况，她只回过一次，一个“嗯”字。回上海那天，我坐在高铁上，看着窗外的房子和田地往后跑，突然觉得特别累。不是身体累，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憋屈。你拿人家的钱，就得把人家的事放在前头，连亲妈都得往后排。这个道理我懂，但懂和接受是两码事。

今年过年我也没回去。周小姐说她父母去国外旅游了，她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让我留下。她给我包了个红包，五千块。我接过来的时候，她说了句：“王哥，这一年辛苦你了。”就这一句话，我鼻子差点酸了。我不是图她那句话，我是觉得，四百多天了，她终于把我当个人看了，而不是一个拿钱干活的机器。

现在我还在这套房子里，每天六点起床，晚上等她回来才睡。工资从没拖欠过，她说年底可能还给我涨点。我算了算，再干两年，老家房子的首付就能凑出来了。到时候我就回去，开个小面馆，再也不伺候人了。可有时候我又想，人这一辈子，谁不是在伺候人？周小姐伺候客户，我伺候她，客户伺候老板。区别无非是钱多钱少，体面不体面。这么一想，心里就舒坦多了。

四百三十九天。我数着日子过，也数着日子等。等有一天，我能不再数日子，而是踏踏实实地过每一天。那时候，我大概才算真正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