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光绪皇帝在殿试阅卷时，翻到一份考卷，忽然停下来。他在卷子上的某处划了个圈，沉默片刻，随即红了眼眶。当日便做了决定：把原本排在后面的这份答卷，亲手提为第一名。
圈上的墨迹还没干透，光绪已经站了起来。他让身边的太监立刻去传那位考生。
骆成骧被带进偏殿时，手里还沾着考场里沾上的墨。他低着头，不知道皇帝突然召见一个排名靠后的贡士是为了什么。
“你卷上那八个字，”光绪的声音从上面传来，“是真心话，还是考场文章？”
骆成骧抬起头。皇帝的眼眶还是红的。“是真心话。”他说，“国事至此，臣若只求文章花团锦簇，与欺君何异？”
光绪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坐了回去。“你的策论，朕看了三遍。”他拿起那份已经被划了许多红圈的卷子，“‘兵额太广，靡费太多’，这话满朝文武没人敢说。你说出来了。”他停顿了一下，“朕把你点为状元，不是赏你文章，是赏你这颗敢说话的心。但你要知道，从今往后，你的日子不会好过。”
骆成骧跪下磕头：“臣不怕。”
发榜之后，果然有人不服。几个排在骆成骧前面的贡士联名上书，说他“言辞狂悖，不合体例”，要求重审试卷。光绪把那份上书扔在地上，对身边的翁同龢说：“你去告诉他们，朕点的状元，朕自己担着。谁有意见，让他来找朕。”
这事才算压下去。
骆成骧没有回乡修状元府。他留在京城，进了新办的京师大学堂当提调。有人来道贺，带了一箱银子，说是某位大人的心意。骆成骧把箱子推了回去。“我中状元，是因为说了真话。若收了这钱，往后再说真话，腰杆就硬不起来了。”
他过得清贫。租的房子在东城一条窄胡同里，每天走去学堂，袍子洗得发白。有学生看不过去，凑钱给他做了一套新官服。骆成骧收下了，但第二天就把官服当了，换来的钱买了书，放在学堂图书馆里。
“书比衣服要紧。”他对学生说，“衣服穿在我身上，只我一人暖和。书放在这里，往后成百上千的人都能读。”
1905年，朝廷派他去日本考察宪政。回来之后，他写了份奏折，洋洋洒洒三万言，核心只有一句：“欲强国，必先开民智；欲开民智，必先兴学堂。”
慈禧看了奏折，冷笑一声，扔在一边。“这个骆成骧，中了状元，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奏折被留中不发。但骆成骧自己开始行动。他联络四川的同乡，筹划在成都办一所新式学堂。没有经费，他就一封封信地写，找那些在外做官的四川人募捐。有人回信嘲讽：“状元公，您清高，我们可比不了。这钱投进去，怕是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骆成骧不回嘴，继续写下一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骆成骧回到四川，被推举为临时议会议长。有军阀派人来，送上一张银票，说是“赞助议政”。
“议政不需要赞助。”骆成骧把银票递回去，“只需要真话。”
军阀不死心，过了几天又派人来，这次是四千大洋，名义是“资助学生军”。骆成骧这次收了，但转身就让会计把这笔钱全部划拨给了刚刚筹建的四川大学。
“钱要用在正地方。”他在议会里说，“学生拿枪，不如拿书。”
1926年，他受邀去雅安主持一场考试。出发前，妻子看着他已经磨破袖口的袍子，劝他做件新的。“好歹是个状元，又是议长，穿成这样去，别人笑话。”
“笑就笑吧。”骆成骧说，“我穿得破，考出来的学生不破就行。”
在雅安，他染了风寒。回成都的路上一直咳嗽，但手里还拿着考生们的卷子，借着马车里昏暗的光，一篇篇地看。
回到成都没几天，他就起不来了。病榻前，几个学生来看他，说起学校近况。骆成骧听着，偶尔点点头。
“老师，”一个学生终于忍不住，“您中状元时写的那八个字，到底是什么？”
骆成骧睁开眼，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慢慢抬起手，用手指在床单上，一笔一划地写。
主忧臣辱。
主辱臣死。
写完，他放下手，轻轻说：“我这一生，没做什么大事。只是当年写了这八个字，后来用一辈子，去把它活出来。如今活完了，可以交卷了。”
三天后，骆成骧去世。家里清点遗物，除了几箱书，就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官袍。灶上的锅里，还剩半碗没喝完的稀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