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德怀与毛主席最后一次见面中，毛主席伤感道：“几年不见，你显老了。”彭德怀勉强笑道：“我已经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常客了。”
1965年9月23日早晨，中南海颐年堂门前，一个多年没有出现过的身影走了过来。67岁的彭德怀刚刚抵达，便看到毛主席已经在门口等候。两人迎面握手，没有繁复的客套。毛主席端详着他的黑瘦面容和已经斑白的鬓角，感慨了一句：“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这句话一下把严肃的工作会面拉回到老战友久别重逢的气氛里。彭德怀勉强笑了笑，用“无事不登三宝殿”回应。看似一句自我调侃，其实他的确是带着一件难以决定的事情来的：中央准备安排他离开北京，到西南参加正在全面推进的三线建设。
事情并非当天突然提出。12天前，也就是9月11日，彭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同彭德怀谈过一次，告诉他中央准备安排他到大三线工作。彭德怀听后没有立即点头，他反复说到一个现实问题：自己打了多年仗，对大规模工业建设并不熟悉，去了以后究竟能够做什么？
这种犹豫并不是怕条件艰苦。他更担心的是任务太重，而自己对工业生产缺少系统经验。他提出过希望继续到农村调查。那一次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事情没有完全定下来。9月21日，他又写信表达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把问题谈清楚。
两天以后，颐年堂的会面就这样开始了。23日早上7点半左右，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请他8点半以前过去。他很快动身，8点15分到达。这也是为什么多年以后，人们回忆这次见面时，常常会记住门口相迎的那个场景。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西南的工作到底要不要他去。1964年，国家已经开始部署三线建设；到了1965年夏天，这项规模庞大的建设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成为重要建设区域，大批工业、交通、能源项目陆续展开。
“三线”并不是一座工厂，也不是一条铁路，而是一整套工业和交通布局。钢铁基地需要煤、电和运输，矿山开出来的资源需要铁路运走，设备和人员又要从不同地区调入。一个环节接不上，后面的工程就可能停下来，因此组织协调能力十分重要。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毛主席认为彭德怀能够发挥作用。彭德怀虽然反复说自己是工业“外行”，但他并非完全没有接触过军工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参与军委日常工作，对兵工生产、装备建设和一些军工企业情况有所了解，也有过到工厂调查的经历。
他真正担忧的是，不能把过去的军事经验直接套到经济建设上。打仗看兵力、地形和补给，办工业则要懂设备、原料、运输和生产规律。彭德怀不愿意因为过去职位高、经历多，就把自己并不熟悉的事情说成已经懂了。这一点，也让他的那句“我是外行”显得很实在。
当天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也参加进来，中午还一起吃了饭。话题始终没有离开西南工作。彭德怀把顾虑摆出来，毛主席则希望他接受这一安排。几番交谈之后，彭德怀最终服从工作需要，准备前往西南。
这样再回头看开场那句“你显老了”，味道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单纯的叙旧。一个已经67岁的老军人，几年之后重新被交付具体工作，而且面对的是完全不同于战场的新领域。年龄、经验和新的任务，在那一天同时摆到了桌面上。
两个月后，这个决定真正变成了行动。11月28日，彭德怀乘坐35次列车离开北京。两天之后，也就是11月30日，他抵达成都。来到住处后，他没有把重新工作理解成挂一个职务，而是很快开始听取各方面汇报。
地图摆到桌上，各部门负责人一个接一个介绍情况。过去摆在他眼前的是行军路线和战场态势，现在换成了矿区、铁路、天然气、煤炭和工业项目。内容完全变了，但他的习惯没怎么变：听完还要问，数据之外还要看现场，不能只凭办公室里的介绍作判断。
12月12日起，彭德怀开始第一次外出调查。到重庆参加相关会议之后，他又去了内江、自贡、威远等地，了解天然气和炭黑生产。1966年初，他继续往西南一些重要建设地区走，沿途了解成昆铁路、矿山以及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情况。
到了煤矿，他注意井下支撑和生产安全；到了铁路和工业建设现场，他更关心项目到底能不能落到实处。那些宏大的建设计划，最后在他眼中都会变成很具体的问题：路修到哪里了，原料从哪里来，工人安全有没有保障，运输环节是否跟得上。
这恰恰回答了他当初那个疑问——“我搞工业能做什么？”真正进入岗位以后，他并没有装作什么都懂，而是用调查去补自己的不足。不会就问，不明白就到现场看。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是多年实际工作留下来的习惯。
从9月23日的颐年堂，到11月底开往成都的列车，再到西南的铁路、矿山和建设工地，前后不过几个月。这次见面的意义，也就不再只停留在两句让人感慨的寒暄上。它实际上成为彭德怀重新承担具体工作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