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彭德怀元帅从朝鲜战场回国述职，见到毛主席以后愤怒地说:“主席，我要向你告状。”毛主席听到以后，赶紧问:“朝鲜战场怎么了？你要告谁的状啊？”
彭德怀解开军大衣，没有拿出文件，而是掏出一把前线战士用的铁皮罐头盒，盒盖上用刺刀刻满了歪扭的“正”字。他把它放在桌上：“这是一个连长牺牲前，统计的物资申请被驳回的次数。”
毛主席拿起罐头盒，没说话。
“问题不在前线，也不在敌人。”彭德怀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回国的路上，走了四个兵站，装成一个掉队的老炊事兵，跟着运粮车往里走。在第三个兵站，我看见了。”
他停下来，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袋，倒出几粒炒黄豆，撒在桌面上。“兵站库房里，大米、棉衣、药品，堆得满当。但门口坐着个戴眼镜的登记员，他面前摆着三部电话，一本一寸厚的登记簿。每辆车来，他先翻簿子，核对印章、编号、申请部门代码，缺一个，就得把车晾在一边，等电话确认。”
“那是照章办事。”主席说。
“是。可一章一章办下来，一辆车在兵站等了三天。”彭德怀盯着那几粒黄豆，“前线一个营等这车粮食，已经断炊两天了。营部派人来催，登记员说：‘程序没走完，我不能放行。出了错，我负不起责。’”
“后来呢？”
“我去了营部。”彭德怀声音低了，“那个营长看我年纪大，给我半碗炒面糊。他说，他们营原来满编三百二十人，现在能动的不到两百。不是全打没了，是饿得站不起来，冻得拉不开枪栓的，都算在‘非战斗减员’里。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着锅，手里在捡地上撒的炒黄豆。”
毛主席转过身，看着墙上的地图，很久没动。
“我离开兵站前，问了那个登记员一句话。”彭德怀说，“我问他：‘小伙子，你晚上睡得着吗？’他说：‘睡得着。我每一笔都登记清楚了，手续齐全，谁也挑不出我的错。’”
屋里只剩下炭火偶尔的噼啪声。
彭德怀走到桌边，把那几粒炒黄豆一粒一粒捏起来，放回布袋。“主席，我不是来追责哪个人。我是想说，我们的问题，是‘没错’杀了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节上‘没错’，合起来，前线的结果全错了。”
“你要我做什么？”
“改一个字。”彭德怀说，“把各级规定里‘严禁不符合手续的物资流出’的‘严禁’，改成‘确保’。”
主席回过头。
“不是‘严禁流出’，是‘确保送达’。一个字之差，责任就倒过来了。”彭德怀把布袋放在桌上，“从‘我只要手续没错就没事’，变成‘手续再全，东西没到前线，就是我的事’。”
毛主席走到桌前，拿起布袋，掂了掂，又放下。“只改这一个字？”
“只改这一个字。字一改，心就变了。心一变，事就能通。”
主席点了点头，没再多说，走到办公桌前，抽出一张电报纸。
彭德怀敬了个礼，转身要走。走到门口，主席叫住他：“你的炒黄豆，还给你。带回前线去，给那个营长。告诉他，等新的规定到了，让他数数，送到的粮食够不够刻一个‘正’字。”
七天后，修改了那个字的电令下发到每一个兵站、仓库。
半个月后，彭德怀在指挥所里收到一份简短汇报。报告上说，那个他曾见过的兵站登记员，主动请缨押送三车粮食上前线。路上遇到敌机扫射，他扑在粮车上，用身体盖住防雨布，腿被弹片划伤。粮食安全送达时，他对接货的营长说：“这回，手续我后补。东西，你先用。”
营长给他端了碗热水，他喝完，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开始补登记手续。
彭德怀合上汇报，走到窗边。外面雪停了，远处运输车的喇叭声连贯而密集，不再像以前那样，响几声，停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