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伟的爸爸曾启荣，外号“曾咩渣”，也就是大队长。1940年，曾启荣加入了香港警队，一路升到了军装警署警长，是当年大名鼎鼎五亿探长吕乐的心腹。

跑路台湾的时候，曾启荣身上带的现金不多，大头早就分笔汇出去了。他在台北民生社区买了房子，用的是远房亲戚的名字，自己深居简出。起初那几年，风声紧，他连楼都很少下，每日在家看电视、读报纸，尤其关注香港的新闻。看到旧日同僚一个个被廉署拘捕、判刑，他捏着报纸的手心会出汗。
吕乐也到了台湾，两人偶尔约在中山北路的小茶楼见面。包厢在最里面，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吕乐老了不少，头发花白，但眼神还是锐利。他问曾启荣，钱还安稳吗。曾启荣点头，说分散着呢，在东南亚和欧洲都有点产业，儿子志伟也帮忙打理一些。
茶楼窗外是台北潮湿的街景，和香港很像，却又完全不同。他们的话题总会绕回过去，哪场球踢得痛快，哪次收钱顺利，哪个地盘争得凶。但说到最后，总是沉默。回不去了，这是心照不宣的事实。
曾志伟的演艺事业越做越大，来台湾的次数也多了。他见父亲，从不提过去的事，只聊家常，聊孙辈的趣事。曾启荣看着儿子，心里踏实又愧疚。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儿子背上的一个暗影，好在香港娱乐圈复杂，没人愿意深究。
曾宝仪小时候常在爷爷家住。她不知道爷爷的过去，只知道爷爷对她格外慈祥，会教她讲粤语，讲香港的茶餐厅、渡轮和足球。曾启荣有一次看着孙女写作业，忽然说，宝仪，以后做事要干干净净。曾宝仪抬头，似懂非懂。
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里开始拍四大探长的故事。曾志伟有时也演警察，甚至演过贪腐的角色。曾启荣在电视上看到，会默默关掉。电影是戏说，他知道真正的日子没那么潇洒。每个夜晚躺在台湾的床上，他梦里出现的还是香港的街道，警署办公室的旧风扇，球场上的泥土味。醒来看到天花板，才意识到那是梦。
2000年后，吕乐身体不行了，两人见面少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医院，吕乐握着他的手，没说话。曾启荣明白那种感觉，像被困在孤岛上，看着故土的方向慢慢模糊。
他晚年大部分时间待在公寓里，整理相册。很多照片不敢留，早烧了，剩下的是家庭照，儿子结婚，孙子满月。他藏了一张穿警服的黑白照，压在所有照片的最底下。有时候他会抽出来看一会儿，再放回去。
去世前几年，器官开始衰竭，经常住院。曾志伟花重金请最好的医生，用最贵的药，但衰老没法抵挡。最后一次进荣民总医院前，曾启荣对儿子说，我死后，骨灰留在台湾吧，别折腾了。
曾志伟没应这句话。
2011年冬天，曾启荣在病床上陷入昏迷前，眼前恍惚闪过一片绿茵场。他好像又回到了那场比赛，球在脚下，吕乐在前方挥手，看台上人声鼎沸。他起脚，球传出去，划出一道弧线。
那弧线很长，长到跨过了海，长到再也落不回原来的草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