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花了1.3万元，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还问蒋介石：“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这话传到宋美龄耳朵里，她当时就笑了，笑得挺冷。她跟身边人说，行，张难先有骨气，那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清廉。
宋美龄派的人到了杭州，没去省政府，先在市井转了三天。他们打听张难先的宅子，被领到城墙根下一处旧院。院门开着，一个妇人正低头择菜，竹篮里是刚摘的萝卜缨子。来人问张主席家是不是这儿，妇人抬头擦了擦手：“他在里头写字。”他们又去了省府办公地，看门的老人说，张主席的办公室不让换新家具，去年防汛时他嫌藤椅坐着软，自己扛了把硬木凳进去。
几份报告摆在宋美龄案头。她翻着纸页，嘴角那点冷笑慢慢收了。报告里写，张难先的儿子在学堂教书，月薪四十；家里餐食三日一荤，还是因为老夫人有咳疾要温补。最后一行小字写着：查其经手账目，无非常规支出。
宋美龄合上报告，对秘书说：“明天去杭州。”
她没通知省政府，车直接开到张难先家巷口。张难先正提着布袋出门，布袋里装着一叠公文。两人在青石板路上迎面撞见，张难先愣了愣，放下布袋立正：“夫人。”
宋美龄没接话，环视周围斑驳的墙皮：“张主席就住这儿？”
“老宅子，冬暖夏凉。”
“那一万三，”宋美龄看着他，“你真觉得不该报？”
张难先从布袋里抽出一本册子，翻开一页递过去。那是手抄的赈灾款发放明细，密密麻麻的人名和指印，旁边批注着“已领小米三斗”“待发棉衣”。他指着一行说：“这笔钱若报了，这里就得划掉二十户。”
宋美龄接过册子。纸边已经磨损起毛，墨迹深浅不一，像是晚上凑着油灯写的。她抬头问：“你自己掏腰包那话，是当真？”
“当真。”张难先说，“只是得分月还，我月俸八十五元。”
宋美龄把册子还给他，转身要走，又停下：“明天上午九点，到我住处来一趟。”
第二天张难先准时到了宋美龄暂居的别院。宋美龄让侍从都退出去，桌上只放了两杯清茶。她从手袋里取出一张支票，推到张难先面前。
“这是我的私款，一万三。”她说，“你拿去补上救灾的缺口。”
张难先没接：“夫人，这不合适。”
“不是给你的。”宋美龄打断他，“是以浙江省政府名义，拨给去年水灾的专项款。账从我这儿走，名从你那儿落。你不用报我的开销，我也不欠你的情。”
张难先看着支票，沉默片刻，站起来鞠了一躬：“我代灾民谢夫人。”
“先别谢。”宋美龄端起茶杯，“我有个条件。往后浙江每笔过万的拨款，抄一份明细给我。我要看钱到底去了哪儿。”
张难先点头应下。
支票入账后，宋美龄再没提过这件事。三个月后，她收到第一份明细：一笔一万二千元的筑路款，后面附着七页领款人名单和手印。她在名单末尾批了两个字：“已阅。”
年底，张难先按惯例赴南京述职。宴会厅里，宋美龄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周围说话声低了下去。
“张主席，”她举起杯子，“浙江去年的灾情报表我看了，比前年少死三百人。”
张难先举杯与她轻轻一碰：“是款项到位得及时。”
两人各自饮了一口。宋美龄放下杯子时，轻声说了句：“硬骨头也有硬骨头的好。”
张难先回到杭州后，把那句话记在了日记本里。他没有改变任何处事方式，只是从此往南京送的文件中，多了一份固定抄送的副本。
抗战爆发后，杭州沦陷前夜，张难先奉命撤离。百姓在城门送行，有人塞给他一包炒米，有人递上自家纳的布鞋。车子开出去几里，他回头望，城墙上还站着不肯散去的人影。
他摸了摸公文包，里面除了印信文件，还有一张已经泛黄的支票影印件。那是1931年的私款，后来变成了二十一份救灾明细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