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回忆 与国民二军岳维峻交往

背景时间线：1925年春胡景翼病故，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办，接掌国民二军；徐永昌作为国民三军核心将领，代表孙岳和岳维峻打交道。这一段时间往来，是后来国民军大战奉系之前最重要的一组会谈。

第一段：开封会谈（1925‑09‑27，徐永昌代孙岳赴开封见岳维峻）

九月中旬，接开封来电邀孙先生或余赴汴开会。孙先生以途中不安全，嘱余代表前往。

九月二十七日余启行，乘船至陕州，换乘火车赴开封晤岳维峻。岳语余曰：
“无论冯玉祥是否在甘肃，我们万万不可向西发展。目下奉方与我等势同水火，不是我们打他，即是他打我们。李景林踞直隶，张宗昌踞山东，姜登选在安徽，杨宇霆在江苏，河南已成突出之孤地，四面受敌。奉军目前虽未动手，其蓄意消灭我军之心未尝一日忘。最好联络吴佩孚、孙传芳共同讨奉。请你们迅速撤出陕西，向东出关，不要再纠缠于陕西境内的土著武装，纠缠下去于事无补。大局不保，什么都谈不上。等吴的代表到来之后，我们再详细商议。”

翌日，岳维峻又单独留余于内室密谈：“我军对奉一战势所不免。”

余答曰：“三军自长途转战之后疲惫不堪，若贸然东出对奉作战，进退两难，内部隐患重重。吴佩孚怂恿我们先去打奉军，许诺种种好处，但绝不会自己出兵出力。如果我们不去，奉军腾出手以后必然南攻河南；如果我们和奉军拼到两败俱伤，吴佩孚便可坐收渔人之利，东山再起，这是他全部算盘。”

评述（徐永昌自述的对策）：徐永昌提出分化直系残部、稳住靳云鹗，不要一头扎进中原大战。岳维峻没有接纳这条缓兵路线，一心筹备对奉开战。

第二段：郑州夜谈、拨发棉衣军饷（1925年11月）

大军东出潼关，行军至洛阳。天气骤寒，士兵尚着单衣。岳维峻闻讯，拨给三军尚未完工棉衣两万套，另拨现款三万元，专门交代：“这三万是给你的酬劳，你多次奔走潼关之间，抱病赴开封开会，劳苦功高。”

过郑州时，岳维峻亲自来到旅店访余，长谈至夜半。岳详细介绍山东方面即将开战的态势，判断张宗昌很快就要动手。

（徐永昌夹叙）岳维峻有一种看法：国民三军除了徐永昌所部，其余各旅全部不堪一战。徐永昌在回忆录中专门写下一句辩驳：岳谓三军除我部之外皆不能战，此言并不公允。这是两人之间一处非常关键的分歧，岳低估了三军其余部队，徐永昌心里很介意这一条判断。

第三段：樊钟秀入晋风波，郑州托付（也是卷六非常重要的一节）

续西峰怂恿樊钟秀率建国豫军进攻山西，先头部队开到新乡以东。途经郑州时岳维峻专门找到我说：“樊部入晋一事我非常忧虑。拜托你北上途中，务必设法拦阻樊部入晋，不要再平白给自己多树立一个敌人。”

按：岳维峻此时内心矛盾，一方面，樊钟秀不归二军节制，留在河南是一个巨大的累赘，放出去打山西，如果打赢，二军可以坐收好处；另一方面，一旦惹怒阎锡山，阎锡山倒向奉军，河南立刻多一个强敌。所以他私下托徐永昌拦阻樊钟秀。

徐永昌最后确实出面拦下樊钟秀大军，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续西峰对徐永昌的不满。

第四段：电报往来，关于西进陕甘路线的分歧（1925年6‑7月）

六月二十六日岳维峻来电：表面大局稍安，危机潜伏，西进事宜不可拖延。

这条电报很有意思：最早岳维峻是催促三军尽快西进陕西，等到冯玉祥拿下甘肃以后，岳维峻态度180度大转弯，坚决不许三军继续西进甘肃，要求三军掉头向东出关打奉军。态度逆转是卷六里面非常关键的转折。

第五段：尾声——国民二军溃败之后，徐永昌对岳维峻盖棺式评论

岳维峻有魄力，敢担大事，但是有两个致命短板：

1. 过度乐观，相信联合吴、孙可以一举击溃奉军，对吴佩孚的私心、孙传芳的观望估计严重不足。

2. 低估友军，认定三军只有徐永昌一支部队可用，因此调度部署出现重大偏差。

徐永昌并不否定岳维峻个人品格，但是认为：岳在最关键的时候做出东出决战的决定，直接埋下国民二军在河南大溃败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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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维峻最后的结局是参加“围剿”红军，被徐帅率领的红四军俘虏，张老四下令处决。

徐永昌没有投靠中央军，避免了出现这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