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红三军团排长罗永佑重伤留在草地,部队给了 250 块大洋,19 年后,北京收到这名流落红军来信:“我没死!” 相关部门邀请他来北京,他却拒绝了。
那个雨雾天,战友把重伤的年轻人留在草地里,留下二百五十块大洋,队伍回头看了最后一眼,转身走进雾里。大家以为那一别就是永别。
写信的人署名 “更特尔”,四川阿坝松潘草地,一个藏区牧民给北京写信。有关部门看完信,心里就有了底 —— 这个人就是当年留在草地的红军排长,汉名叫罗永佑。
罗永佑 1914 年生在江西南康。1928 年平江起义爆发,14 岁的罗永佑跑去想参军,部队看他瘦小没同意,塞了路费让他回家。1931 年 17 岁的他再次赶来,这回留下了,在红三军团当传令兵。
长征开始时罗永佑已经是排长。过草地那段日子,部队断粮,战友碰到他,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抓出一把青稞面硬塞给他。罗永佑没舍得自己吃,分成几份煮成糊糊,分给了排里的战士和收容的伤病员。
走出草地后,部队在班佑休整。罗永佑带人去羊衣寨筹粮,刚进寨子就被冷枪打中,子弹穿透左侧肋骨,肠子都淌了出来。昏了三天三夜才醒。部队要继续北上,团级以下伤员就地安置,他只是个排长。军团领导没开口要例外,找来一个忠厚的老牧民扎巴,留下二百五十块大洋,又把一支钢笔留给罗永佑,队伍转身继续北上。
扎巴把罗永佑藏进密林,换上藏袍,改名叫更特尔,用土法子给他治伤。大半年后伤口长好了,罗永佑试着往北走找队伍,草原太大,没走几天就迷了路,饿昏在草滩上,被牧民救回来之后,彻底断了归队的念头。
他开始学放牧,学说藏话,娶了藏族姑娘泽朗卓玛,当了上门女婿,生了四个孩子。那个叫罗永佑的红军排长在草原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羊皮袄、戴狐皮帽、骑着牦牛转场的藏族汉子更特尔。
心里那根刺一直扎着,红军去了哪里,队伍还好吗。这一扎就是十九年。
1954 年秋天,更特尔在放牧时碰到一个进藏干部,用磕磕绊绊的汉话问了几句,才知道红军早打赢了。他回到家翻出纸笔,地址写上北京中央人民政府。
信送到北京,工作人员拆开看了几行,十分重视,立刻联系当地政府核实身份,随后邀请罗永佑到北京来,说可以安排工作。
罗永佑回信拒绝了。理由写得很实在:老婆孩子都在草原上,离不开。藏族妻子也离不开。他在信里说,当年是藏族老乡用羊奶把他救活的,命是草原给的,根已经扎在这里。
核实情况的工作人员看完信,十分动容,没有再劝。
这件事放到今天来看,最值得细琢磨的不是 “拒绝” 本身,是罗永佑那句 “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按照当时的主流叙事,革命是跟着队伍走,走到陕北,走到北京。罗永佑给出了另一种答案。革命也可以是留在草原上,帮藏族老乡干活,当汉藏之间的桥梁。
他没有走到终点。但他也没有消失在历史里。他用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有尊严。
若尔盖县党史办的资料记载,散落在当地的红军共有 65 人。有的被收作儿子,有的被招作女婿,在藏族同胞的庇护下活了下来。这些人没有走到陕北,但他们把红军的种子撒在了沿途的土地上。几十年后,种子生根发芽,他们成了连接党和少数民族地区最天然的纽带。
1956 年,上级给包座行署来函,再次证实了罗永佑的身份,邀请他回北京或者回江西老家。罗永佑还是那句话:习惯了草地的生活,妻儿老小互相离不开,在哪儿都是为革命干工作。若尔盖成立供销社,他被安排去当主任,负责给牧民分发盐巴、茶叶、布匹,账目清楚,从来不占公家便宜。
北京方面一直记挂着这位流落红军。1958 年托人从北京捎来两件新棉衣、几盒饼干,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用钢笔写了四个字:继续革命。罗永佑在油灯下翻了一夜。
妻子轻声问,北京那边这么惦记你,真不去北京看看。他合上书说,现在国家建设正忙,首都干部肩上担子重,我去了还要分心照顾我。再说,我在这儿做的事,也一样是在建设国家。
1960 年草原闹灾荒,罗永佑连着往县里跑了三趟,要来一批救济粮。分粮那天他坚持让牧民先领,自家留到最后。妻子悄悄叹气,他说咱们饿几顿没事,孩子不能饿着。
那年冬天北京又来信,问他身体如何。罗永佑回信说一切都好,草原今年草长得旺,牛羊比去年多了。实际上他那会儿正浮肿得厉害,每天靠野菜粥撑着。
1974 年县里征集红军史料,罗永佑不愿多提过往,只说自己只是普通战士,谈及当年负伤留驻草原,言语平静,称生活并无所求。1976 年彭德怀逝世的消息传来,他深受触动,独自静坐许久。
次年冬天,63 岁的罗永佑运送牧民急需物资途中遭遇意外离世。当年部队留给重伤的他二百五十块大洋与一支钢笔,他扎根草原,用一生践行初心,在遥远草场把革命精神留在这片土地。
参考信息:中国新闻网. (2026, 8 月 27 日). 见证红军北上抉择的若尔盖:红色资源赋能高原文旅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