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北京一场规格极高的宴会现场，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端着酒杯走到一个坐在角落闷头吃饭的老人面前，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句：“涂老、老大哥、老前辈，小兄弟敬你一杯。”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谍海神工”传奇：曾制作传递捉蒋消息的电台）

1980年，北京中央调查部院子里办了场小范围聚会，来的人不多，但个个都不是一般人。

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进门后谁也不搭理，自个儿找个角落坐下，闷头吃菜。

席间有人喝多了滑到桌子底下，正乱着呢，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端着一杯酒。

走到那个角落里的老头面前，弯了弯腰，喊了声“涂老、老大哥、老前辈”，恭恭敬敬地把酒敬了。

旁边的人一看这架势，心里都犯嘀咕：这不起眼的老头到底是谁？

这个老头叫涂作潮，他老家在湖南长沙，家里穷得叮当响，13岁就辍学，去学木匠手艺。

1924年他跑到上海，进了纱厂当工人，那一年入了党，比后来好多开国将军都早。

1925年五卅运动的时候，涂作潮扛着旗子上街演讲，被巡捕房抓了。

出狱后没多久，又碰上流氓欺负女工，他气不过掏出枪把人打伤了。

组织上没办法，把他送到苏联。

到了莫斯科，先学无线电报务，可他文化底子薄，数学跟不上。

苏联教员说你改学机务吧，就是装电台、修机器这些活儿。

涂作潮干过木匠，动手能力强，一上手就顺了。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周恩来听说他当过木匠，随口叫一声“木匠”，这个称呼后来成了他地下工作时的代号。

1930年回国后，他在中央特科搞秘密电台的机务。

后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

长征出发前他得严重的疟疾，被留在了后方。

红军卫生部用仅剩的药针救了他，等他脱离危险，大部队已经走了。

他一个人边走边打听，1935年前后才回到上海，重新接上地下关系。

1936年，西安那边需要稳定的无线电联络，刘鼎点名要涂作潮过去。

涂作潮花了十五块大洋，买了台日本产的旧收音机，改造成一台五瓦的发报机，打通了跟陕北的电报往来。

刘鼎又让他做大功率的机器，涂作潮自己手工绕变压器，在张学良的公馆装了好几台大功率备用台。

西安事变一爆发，刘鼎就是通过这些电台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事变结束后，涂作潮去了上海，化名叫蒋林根，开了家无线电行。

组织上让他把机务教给一个叫李白的报务员。

两个人把发报功率降到了七瓦左右，夜里发报，减少被敌人发现的概率。

1942年日本人抓住了李白，涂作潮因为身份快要暴露，撤出上海。

在上海那段时间，涂作潮一直单身，组织上劝他成个家。

他提的条件很实在，妻子文化低一点没关系，最好能带个孩子过来。

万一自己被抓了，家里人不懂电台这些东西，敌人审也审不出什么来。

李白后来回到了上海，继续秘密发报。

1948年12月底，他被国民党的特务抓获，受尽酷刑就是不交密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20天，李白被枪杀了。

涂作潮到处打听，最后确认徒弟已经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涂作潮在上海电机厂当厂长助理，按工程师的级别享受待遇。

跟他同时期搞无线电的人，有的当了部长，有的授将军。

涂作潮不算显眼。

他儿子跟他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只知道父亲会用紫药水加果冻复制材料、能从气窗钻进邻居家开门。

这些细节，后来才慢慢对上号，原来都是苏联训练和地下工作留下的痕迹。

有一回参加五卅纪念活动，家里人报了“1924年入党”。

工作人员犹豫了半天，最后在牌子上写了“五卅老工人后代”。

这几个字比很多头衔都更贴近他的底色：贫苦的木匠、工会会员、纱厂工人、莫斯科的机务学员、西安改装电台的师傅、李白的师父。

涂作潮1984年病逝。

他儿子后来整理材料，才慢慢把父亲从“普通老工人”还原成那个“木匠”。

真正撑起大局的，不只有台上的人，也有那个在墙角吃饭、被部长敬酒仍不多说话的老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