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深圳，男子结婚四年，女儿都三岁了，妻子主动坦白一份十二年前的基因报告，其上显示，妻子携带亨廷顿病致病基因，CAG 重复 45 次，属完全外显突变，几乎必然发病。而一旦发病，就会不自主的 “跳舞”、走路不稳、说话吞咽困难。这让男子感到被欺骗，一气之下将妻子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婚姻，一审败诉后，男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这样判！

这份报告测的是 HTT 基因，第 1 号外显子上 CAG 重复了 45 次。正常人这个数值在 35 次以下，超过 39 次就算异常。

45 次是什么概念，按照中华医学会发布的诊治指南，CAG 重复数大于等于 40 次就属于完全外显突变，携带者在正常寿命内几乎必然发病，子代遗传概率百分之五十，多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发病，目前没有治愈手段。

这个病还有一个名字，亨廷顿舞蹈症。发病的人手脚不受控制地抽动，像是在跳舞，可那不是跳舞，是神经在一点一点死掉。到了晚期，患者卧床不起，说不出话，吞不下东西，连自己的亲人都认不出来。从确诊到死亡，通常十五到二十年。

女方陈玲是在 2013 年做的检测，那年她 21 岁，还在读大学。她爷爷和父亲都是这个病的患者，她去查，是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遗传上。检测报告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出国了，医院把结果告诉了她母亲姚飞。

一家人看到报告上的 “45 次”，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但接下来的十二年，陈玲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她读完书回国，2019 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闻一丁，2021 年登记结婚，婚前医学检查全部合格，2023 年生下一个女儿。婚后闻一丁长期被派到海外工作，两个人常年两地分居，矛盾一点点累积，吵架越来越频繁，甚至多次谈到离婚。

2023 年 11 月 13 日，在商量离婚的过程中，陈玲做了一件事。她主动通过微信，把藏了十二年的秘密告诉了闻一丁 —— 她携带亨廷顿病致病基因，大概率中年发病。她还说了另一件事，之前闻一丁听说她父亲肢体异常，家里给的解释是车祸后遗症，那也是编的。陈玲说，主动坦白，是不想继续骗他了。

坦白换来的是什么。

闻一丁直接把她告上了法庭。撤销婚姻，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一百万，请求女儿归他抚养。他的理由很明确 —— 陈玲和她的家人明知这个病遗传概率极高、无法根治，仍然选择自然生育，严重侵犯了他的婚姻知情权和优生优育选择权。

一审法院驳回了闻一丁的全部诉求。理由听起来也有道理 —— 基因检测报告只能证明存在患病风险，不能等同于临床确诊患病。闻一丁拿不出医院出具的临床诊断证明，没法证明陈玲结婚时已经 “身患重大疾病”。

这个逻辑链条是完整的。你身上带着一颗定时炸弹，但炸弹还没响，法律上你就不算 “被炸伤”。

二审直接把这个逻辑掀翻了。深圳中院认定，亨廷顿病属于进展性、无特效药的严重遗传性疾病，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界定的 “重大疾病”。陈玲婚前已患有该病，未如实告知，判决撤销婚姻，判令陈玲支付 1 元损害赔偿金，婚生女由陈玲抚养，闻一丁按月支付抚养费 6000 元。

这里面的核心分歧在于，“患有重大疾病” 到底以什么为标准。一审看的是临床诊断，你没有症状，就不算患病。二审采信医学判定标准：对亨廷顿病而言，基因检测就是确诊的核心依据，检出该突变即可确诊疾病，无需等待症状出现。

说白了，一审看的是有没有外在发病症状，二审采纳该病的医学确诊标准。而基因检测报告的功能，恰恰就是把未来的发病风险提前摆在你面前。

陈玲不服。她二审后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检查，病历写的是 “未明确器质性疾病”。她向广东省高院申请再审，再审申请被驳回。她主张 “基因携带” 不等于法律意义上的 “患病”。

她的主张不能说没有道理。民法典写的是 “患有重大疾病”，前提应该是登记时已经处于患病状态。一个没有任何症状的人，性质上只是 “有患病风险”，和 “患有疾病” 之间，确实隔着一条线。

基因检测提前揭露了潜藏的遗传疾病风险，也抛出了婚前基因信息告知的边界难题，这是现行法律尚未细化界定的争议点。深圳中院相关判决区分了发病必然性与实际患病状态，为这类案件提供了司法参考。

全球超七千种罕见病多具遗传性，基因检测普及让潜在致病基因携带者被提前筛查出来。若强制婚前披露基因致病信息，边界难以把控，过宽会引发大众婚恋焦虑，过宽则无法保障伴侣知情权。法学研究提出，该信息可类推纳入婚前应当告知的范畴。

此案中最无辜的是当事人的孩子，其有半数遗传概率，未来的检测与人生选择都被原生婚姻变故裹挟。婚姻可依法撤销、归于无效，但过往的生活与孩子的存在无法抹去，技术能检测基因缺陷，却无法定义人性抉择与人生取舍。

参考信息：咸运祯. (2026, 9 11). 被撤销的婚姻：携带无症状致病基因是否属于患有重大疾病？.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