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奉军撤离北京时，将京奉路机车及客车悉数开往关外。国民政府委任的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提出放述车辆，以利交通，张学良也同意放还，但常荫槐却抗命不从，并且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小六子管不了我！”
1928年夏天，平津刚刚换了局面，一件很现实的麻烦就摆在接收者面前：铁路还铺在那里，能跑的车却少了。奉军撤出北京时，把京奉路上的机车和客车大批调往关外。没有机车牵引，再完整的钢轨也很难承担人员和物资运输。
这条铁路可不是普通支线。京奉路从北京通往奉天，经天津连接津浦铁路，又能在丰台同京汉、京绥等线路衔接，是当时华北联系东北的重要通道。火车停得久了，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军队，煤炭、粮食、邮件和普通旅客都要跟着受牵连。
把时间拨回6月3日。北伐军不断逼近平津，张作霖决定退出北京、息兵出关，并责成张学良办理撤军事宜。第二天，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至皇姑屯附近时遭日本关东军炸毁，他随后因伤去世，东北局势一下进入权力交接期。
6月4日，阎锡山被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6月8日，他在保定就职，并安排部下接收北京、天津。平津接下来要恢复治安，也要恢复交通。京奉铁路有线路却缺车辆，自然成了善后事务中绕不开的一环。
阎锡山于是向东北方面提出，希望把开往关外的车辆放回来，让交通尽快恢复。相关记载显示，张学良已经同意。可这件看起来已经拍板的事情，到了真正控制铁路系统的常荫槐那里，却没有顺利执行。
关键就在常荫槐的身份上。他长期在奉系交通系统任职，1920年代中期已经担任京奉铁路局长，后来又掌握东北交通事务。到了1928年，他还进入东北军政核心，并兼管黑龙江政务。铁路收入、车辆调度、人事安排，都与他的实际权力紧密相连。
因此，当车辆返还问题摆到面前时，常荫槐直接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流传下来的记述中，他明确表示：“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管不了我。”此前，他又多次以“小六子”称张学良，言语之间并不把这位新主帅的命令当成最后决定。
几列火车，到这里已经不再只是交通工具。阎锡山关心的是平津能不能尽快恢复运输，张学良考虑的是东北同关内关系如何缓和，而常荫槐守着的则是自己长期掌握的铁路权限。三个人站的位置不同，车辆的去留也就成了权力边界的一次碰撞。
这时的张学良，其实刚刚完成第一轮接班。6月8日他秘密回到奉天，6月19日出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3日又成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职位一步步上升，可张作霖留下来的老班底、旧人脉和各部门原有运行方式，并不会因此自动改变。
常荫槐正处在这个交接缝隙里。他掌握铁路这样的要害部门，又同时介入地方政务，一道命令到了他手中还能被挡下来，这给张学良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名义上谁是最高负责人是一回事，实际命令能不能从上到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
更麻烦的是，常荫槐与奉系重臣杨宇霆关系密切。杨宇霆在军政圈根基很深，常荫槐则掌握交通系统。两人的影响力加在一起，已经不只是普通下属发表不同意见，而是在东北旧有权力结构中形成了一股相当有分量的力量。
到了1928年12月29日，东北局势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东三省及热河改换旗帜，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统一合作。12月30日，他又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政治格局变了，东北内部的指挥关系也更需要重新理顺。
铁路问题这时依旧敏感。常荫槐既掌交通，又兼管黑龙江事务，权力范围很宽。张学良后来谈及杨、常矛盾时，也特别提到常荫槐身兼多职、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换句话说，1928年那场车辆争执，已经提前显露出双方对“谁能作最后决定”的不同理解。
1929年1月10日，积压多时的矛盾终于集中爆发。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奉天大帅府，同张学良商议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等事务。围绕铁路管理、人事安排和是否立即签署文件，双方再次发生严重分歧。
当天晚上，杨宇霆、常荫槐在大帅府老虎厅被处决，“杨常事件”由此发生。从1928年夏天奉军退出平津，到1929年1月老虎厅枪响，中间只有半年多时间，东北内部却完成了一次剧烈的权力重组。
重新看那批京奉路车辆，会发现它们像一把尺子，提前量出了东北内部真实的权力关系。张学良已经坐上最高位置，常荫槐却仍按照过去掌交通大权时的方式办事。上面已经作出的决定，到了下面仍有可能被挡住，这才是矛盾不断加深的关键。
这段往事的分量，也正在这里。铁路关系着交通，交通背后连着财政、军队和地方行政。常荫槐抓住的是一个部门，张学良要重新建立的却是整个东北的指挥秩序。几列机车和客车看似不起眼，却让一场正在发生的权力交接，第一次如此清楚地露出了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