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阿富汗不用蒙面的女人，也是阿富汗唯一不用男人陪同便可单独出行的女人。

主要信源：（人民网——我为什么想当阿富汗首位女总统）

1975年，阿富汗巴达赫尚省，一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女孩。

她看了一眼，把头扭了过去。

她不肯抱。

这个刚来到世界的婴儿被随便裹了裹，放在了外面的地上。

帕米尔高原的太阳直直地晒在她脸上，晒了一整天。

她哭，没人理。

嗓子哭哑了，脸晒伤了，身上的皮肤烫得发红。

到了傍晚，终于有人把她抱回屋里。

母亲看见她还活着，愣了一下，然后紧紧把她搂进怀里。

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松开过手。

这个女孩叫法齐娅·库菲。

她的父亲有7个妻子，23个孩子。

她是第19个。

父亲是当地的政治人物，在外面修路、建学校、办医院。

在家里却会用一把长柄金属勺砸妻子的头，只因为米饭里有几粒粘在了一起。

母亲被打得昏过去，醒过来，自己抓一把烧过的柴灰压在伤口上止血，然后站起来继续干活。

库菲后来问母亲，为什么要忍受这些。

母亲告诉她，男人打你是因为爱你，是因为对你有期望。

7岁那年，库菲跟着母亲搬到了省城。

她看见城里的女孩背着书包走在街上，眼睛就挪不开了。

她回家问母亲，自己能不能也去上学。

母亲想了很久，点了头。

第二天，库菲跟着哥哥去了学校。

校长看见她又矮又脏，一脸嫌弃。

哥哥说这是拉赫曼的女儿，校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笑眯眯地说，明天就来上课。

库菲的成绩很快冲到了全班最前面。

11岁那年，全家搬到喀布尔。

她看见女新闻主播穿着干练的套装播报新闻。

看见女公交车司机握着方向盘穿过街道，看见女同学们在教室里争论诗歌和小说。

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在发光。

可是光灭了。

苏联人撤走后，内战开始了。

火箭弹从天上往下掉，街上到处都是扛枪的士兵。

新闻主播不见了，换上裹着头巾的女人，结结巴巴地念稿子。

库菲的一个女同学，18岁，为了不被士兵强奸，从五层楼的窗户跳了下去。

1996年，塔利班来了。

库菲穿着短袍和鲜艳的头巾上街，店家慌慌张张地告诉她，明天就不能这样穿了。

第二天，全城的男人都戴上了白色的祈祷帽。

女人出门必须裹上蒙面长袍，要有男人陪着，不然就会挨鞭子。

库菲亲眼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路边说话。

塔利班的人从背后用鞭子抽那个女人，把她抽倒在地。

那个男人为了自保，说他不认识她。

学校关了。

医学院的教学楼被炸了，书被烧了。

库菲结了婚，丈夫叫哈米德。

婚后没多久，塔利班冲进她家抓人，把她丈夫也带走了。

她挺着大肚子，每天走十几公里的路去监狱门口守着。

见到丈夫的时候，他已经瘦得脱了相，背也弯了，得了肺结核。

库菲怀孕七个月的时候，两个人逃到了还没被塔利班占的地方。

哈米德在大学教书，库菲教英语。

可哈米德的病越来越重，2003年夏天，他死了。

库菲28岁，有两个很小的女儿。

她没时间哭太久。

塔利班倒台后，库菲回到家乡，成了全省唯一一个给联合国工作的女人。

后来她竞选议员，赢了，成了阿富汗历史上唯一的女议长。

那些人不想让她活。

她参加过一场妇女节的活动，走出来的时候有人朝她开枪。

她在路上坐着车，有人在她车底装了炸弹。

她每一次出门，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她开始给两个女儿写信。

她在信里说，要以星星为目标，这样就算掉下来，也能落到树梢上。

她说，一个女人最怕的不是挨打，不是穷，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是没有梦想。

她说，放弃不是我们这个家的人做的事。

2020年，库菲在喀布尔附近遭到枪击，右手受了伤。

2019年，她去莫斯科跟塔利班的人面对面谈判。

屋子里坐了48个男人，全是塔利班。

库菲没有把头发藏起来，就那样坐在他们对面的椅子上。

她说，我不想来这里，但如果不来，阿富汗女人的声音就没人能听见。

如今的阿富汗，两千多万女性被关在家里。

女孩不准上学，不准工作，不准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下出门。

2026年的数据说，全国有两百多万女孩被挡在学校大门外面。

到2030年，这个数字会接近三百万。

库菲还在“说话”。

她写的那些信，变成了书，被翻译成好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被人读着。

书里有一首短诗，是普什图女人唱了几百年的调子。

唱的是战争，是离别，是活着有多难。

库菲替她们把这首歌唱到了全世界面前。
 
那个被扔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整天的女婴，最后活成了照亮别人的那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