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 毛人凤 要抓“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但吴级别高，需要老蒋批示，当毛向蒋密报说吴石是地下党时，蒋难以置信地反问道：“你确定是吴石？参谋次长吴石？”
1950年初，台湾地区的空气已经非常紧张。国民党败退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地下组织继续活动，于是保密、军警、情报系统全面加强清查。蔡孝乾被捕后叛变，原本分散在不同交通线上的人员开始接连暴露。吴石并不是第一个被盯上的人，却是所有涉案者中职务最高、掌握军事机密最多的一个。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抓他不能像抓普通地下工作人员那样简单处理。吴石当时身居国民党军事机构参谋次长之职，中将军衔，日常接触的都是防务部署和高级军情。真要动这样的人，必须拿出能够说服上层的证据。
3月1日，吴石在台北被扣押，这个日期比很多网络文章写得更晚。因为在此之前，台湾地区情报机关还在沿着朱枫、聂曦等人的线索继续追查。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谁告了谁”，而是情报系统一旦出现交通线断裂，危险会迅速向上蔓延。地下工作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任何一个联络环节失守，都可能牵出整张网络。
吴石能进入如此关键的位置，与他几十年的军旅资历有关。他1894年出生于福建，青年时期参加过辛亥革命相关军事活动，后来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再往后，他赴日本学习炮兵和高级参谋业务，并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论军事专业，他并不是靠关系混上来的，而是国民党军中少数真正接受过完整参谋教育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提供的情报才格外有价值。普通人拿到一份地图，看到的只是线条和标记；吴石看地图，知道哪个港口适合登陆，哪条交通线决定部队调动，哪一处火力配置关系到整个防御体系。他既懂材料，也懂材料背后的军事含义，这种能力让他在隐蔽战线上拥有别人很难替代的作用。
吴石政治选择的变化，也不能写成某一天突然“觉醒”的故事。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内部腐败、接收混乱、派系争斗越来越严重，内战又进一步消耗社会。吴石长期身处军事机关，对这些问题看得比普通人更近。到1947年前后，他通过何遂等人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及相关情报组织建立工作联系，开始承担秘密任务。
真正让人佩服的一件事，是那批没有被运往台湾地区的军事档案。国民党撤退前准备把大量军政资料运走，吴石利用职务条件拖延和调整运输安排，使其中相当一部分留在福州。福州解放后，有298箱重要军事档案转交人民解放军。几百箱文件，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分量，因为里面是实打实的军事资料。
1949年8月16日，吴石从福州乘机前往台湾地区，这也是必须纠正的一个细节。有人把他的出发地点写成南京，其实与现有史料对不上。这个节点尤其值得琢磨：当时大陆战局已经十分明朗，留下来相对安全，前往台湾地区却意味着继续进入危险中心。他选择后者，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退路压得很窄。
到了台湾地区以后，他能够接触的情报层级明显提高。台湾战区防御方案、沿海阵地配置、海峡水文、机场和舰艇部署，这些资料一旦被送出，价值远胜一般军情。朱枫1949年11月底抵达台湾地区后，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与吴石建立交通，把有关材料送回大陆。两人的接触次数不多，却每一次都风险极高。
朱枫后来准备离开台湾地区时，局势已经急转直下。吴石通过聂曦等人设法通知她尽快撤离，还为行动提供便利。她转赴舟山后仍被捕，随后被押回台湾地区。到了这个阶段，吴石其实已经知道危险逼近，但并没有切断所有联系自保。很多英雄故事喜欢写“毫无惧色”，真实情况更残酷——他知道害怕，也知道代价，却还是继续做了选择。
吴石临刑留下的诗句“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今天读来依旧沉重。一个已经做到中将、拥有稳定地位的人，并非没有机会保全自己。他却把最熟悉的军事专业、最危险的岗位和自己的生命都压了进去。这种选择的价值，不在于“传奇”，而在于他明知道结局可能是什么，仍然没有退回安全地带。
从今天再看吴石案，还能得到一个更深的判断。国民党当年败退台湾地区后，把问题大量归结为“内部泄密”和“地下组织渗透”，于是不断强化肃谍与高压控制，可真正导致其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远不是几个情报人员能够解释。失去民心、政治腐败、军事体系僵化，这些问题才是根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