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海南岛战事刚刚结束，第40军准备从三亚撤离，向北转移。119师却遇到了一件让全师揪心的事，师政委刘光涛突然病倒，而且病情来得又急又重。
他先是高烧不退，接着浑身无力，脸色发黄，呼吸也变得粗重。地方医生诊断后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水土不服，而是被有毒蚊虫叮咬后引发的恶性疟疾。

当时的判断方式很直接，也很残酷。只要尿液还是黄色，说明病情还有希望，如果变成黑色，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溶血和脏器损伤，战地条件下几乎很难救回来。
消息传到师部，师长徐国夫急得直拍桌子。部队马上要开拔，政委却躺倒在临时病房里，这个时候，119师缺了谁都可以暂时调整，唯独刘光涛不能轻易缺席吗？
徐国夫赶到病房时，刘光涛正躺在木板床上，额头盖着湿毛巾，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徐国夫握住他的手，手掌烫得吓人，只能一遍遍让他坚持住。

刘光涛自己却还惦记着部队，他声音沙哑，反复念叨不能耽误行军和整编。徐国夫听了又急又心疼，转身追问军医有没有办法。
问题在于，部队携带的药品主要用于处理枪伤、外伤和常见病，对这种凶险的恶性疟疾几乎没有有效手段。卫生员只能轮流用凉水给他擦身，可体温计拿出来一看，仍然高达40度。
这场病为什么让徐国夫如此紧张？刘光涛不是普通干部，他是119师的政工主官，负责稳定思想、协调上下、组织整编。海南岛战役期间，他从跨海登陆一直跟到追击残敌，长期和基层官兵一起行动。

海南天气湿热，雨林、沼泽和密集蚊虫给部队带来很大威胁。战斗结束后，官兵还没有充分休整，又要面对紧急北上任务，疾病带来的减员，可能直接影响部队的组织和行军。
更重要的是，刘光涛并不是坐在后方办公的干部。几个月的战斗中，他始终在一线，和战士吃住在一起，很多基层情况都掌握在手里。部队要马上转移，谁来接替他的工作，短时间内很难安排。
徐国夫在屋外抽了很久的烟，最后得到一个消息，二十里外的村子里有位老郎中，过去专门医治这种热病。距离不算近，可徐国夫没有犹豫，立刻派人骑马去请。

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谓全力救治，并不是有完整的医院和充足药物，而是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能争取一分时间就争取一分时间。快马连夜赶路，终于把老郎中接到了驻地。
老郎中问诊、搭脉，又查看病情后开出草药方子。战士们马上就地取火熬药，同时继续给刘光涛降温、擦身，密切观察他的状态。

几天过去，刘光涛的体温开始缓慢下降，精神也有了变化。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是，他的尿液始终没有变黑，病情没有朝最危险的方向发展。
这期间，军部也得知了消息，韩先楚专门传来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稳住刘光涛的病情，务必保住这名有功的政工干部。一个师的政委病倒，牵动的显然不只是个人安危，还有整支部队的运行。
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在朝鲜夏季同样要面对蚊虫和传染病威胁，部队卫生工作里，防蚊、清洁饮水和减少非战斗减员都占有重要位置。战场上，子弹看得见，疾病却可能悄悄让一个连、一个营失去战斗力。

今天治疗疟疾，通常可以借助血液检测确认病原，再使用针对性药物，青蒿素联合疗法也已成为重要手段。回头看1950年的海南，刘光涛能从高烧和虚弱中挺过来，既有及时护理和草药调理，也有病情尚未恶化的幸运。
熬过最危险的几天后，刘光涛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又开始关注部队整编、行军和干部安排。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可以停下来休养很久的病号，部队还在转移，许多工作就不能没人盯着。
这种选择未必适合用一句豪言壮语概括。对刘光涛来说，海南战役还没有真正从他的责任清单里划掉，病倒只是身体暂时停下，政委肩上的事情却没有停。

徐国夫连夜找郎中，韩先楚要求全力救治，刘光涛病中仍牵挂部队，三个细节放在一起，才看得出这场救治为什么如此紧迫。大家抢救的，不只是一个发高烧的人，也是在保住一支刚打完硬仗、马上还要继续行动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