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曾统领万人的红军副军长在武汉药铺门口被发现，怀里只有半包玉米面，路过的开国上将当场失声痛哭。这个蹲在药铺墙根下，冻得缩成一团的人，正是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

谁能把眼前这个瘦得脱了相、缩在墙角的病汉，跟当年那个二十五岁就统兵上万的红四军副军长联系到一块儿？刘世模，安徽金寨斑竹园人，家里穷得叮当响，九岁给人放牛，十四岁学裁缝。1927年闹革命，1929年参加商南起义，从此扎进了队伍里。这人天生就是打仗的料，从战士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全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1933年7月，他当上了红四军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那时候他才二十三岁，搁现在也就是个刚出校门的年纪。

我查过一些史料，他参加的战斗数都数不过来，鄂豫皖反围剿、川陕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万源保卫战、嘉陵江战役、长征。万源保卫战打了三个月，子弹擦着太阳穴飞过去，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军中送他个外号叫“刘铁头”，也叫“拼命三郎”。他搭档的军长是谁？王宏坤。手底下的团长、师长是些什么人？王建安、洪学智、陈锡联。这些人后来什么军衔，不用我多说。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1937年在延安差点把命丢了。

西路军失败后，延安开始批判张国焘路线。批判路线本身没毛病，可执行起来味道变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贴上“土匪”“军阀”的标签。这些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枪林弹雨没要他们的命，可这种侮辱他们受不了。许世友气得吐血，刘世模更绝，拔枪对着自己脑袋就开了一枪。子弹打偏了，从额角擦出去，捡回一条命。后来又闹出“拖枪离队”的事，六个人被判了刑。要不是毛主席最后说了句“刀下留人”，这批人能不能活到抗战都不好说。

我想说的是，历史对刘世模这样的功臣，亏欠得太多。 他犯什么错了？他打的仗比谁少？他流的血比谁少？就因为出身红四方面军，就要被这样对待？一个用枪指着自己脑袋来证明清白的人，你还能要求他什么？

抗战爆发后，他拖着没养好的伤回了大别山老家。可这人闲不住，自己拉起了千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到新四军四支队当团长，解放战争又去了东北，当过辽吉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二十师师长。新民、公主屯、大虎山、四平，这些硬仗他一场没落。

可他的肺病越来越重，当年那一枪打中了肺部。东北全境解放后，身体彻底撑不住了。他跟着部队南下到武汉，想治病，可看病吃药把积蓄花得一干二净。1950年春天，武汉还冷得很，他揣着家里仅剩的半包玉米面出门抓药。走到药铺门口，实在走不动了，靠着墙根蹲下来歇一歇。

就那么巧，王宏坤路过。

王宏坤刚开完会，坐在车里闭目养神。车窗外黄包车的叮当声、小贩的叫卖声混成一片，他突然瞥见墙根下有个蜷缩的人影。车子停下来，他走过去，就一眼，这个见惯了生死的开国上将，眼泪夺眶而出。

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穿着笔挺军装的开国上将，蹲在武汉街头一个破药铺的屋檐下，握着老战友枯柴一样的手，哭得像个孩子。他吼道：“全国都解放了，你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你穷成这样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不找先念？”

刘世模怎么说？他沉默了半天，说不想麻烦组织，不想麻烦老战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级干部忙得脚不沾地，他觉得自己伤病缠身，不能再为国家出力了，就不该再给组织添负担。

这话听着让人心酸，更让人来气。 一个拿命换过江山的人，在太平年月连看病的钱都凑不齐，居然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求助。这到底是他的“高风亮节”，还是我们这个体制在对待功臣时的一种冷漠？你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国家就不该在你落魄的时候拉你一把？王宏坤把身上的钱全掏给了他，后来也多方奔走帮他解决了些困难。可刘世模的身体早就被伤病掏空了。1952年6月4日，他在武汉病逝，四十二岁。

一个二十五岁当副军长的人，四十二岁就没了。 那些跟他同级的、比他晚的，后来授衔的上将、中将一大把。他呢？死的时候连件像样的衣服可能都没有。

我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评价一个功臣的价值？ 是按照他最后的官职和军衔？还是按照他曾经流过多少血、打过多少仗？刘世模这样的人，如果按照后一种标准，他配得上任何荣誉。可历史偏偏给了他一个截然相反的结局。他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倒在太平年月的贫困和病痛里。这种死法，比战死沙场更让人难以接受。

有人说他傻，有功劳为什么不讲？有关系为什么不找？可我觉得，正是他这种“傻”，才照出了那个年代某些制度的荒诞。 一个为这个国家拼过命的人，居然需要“开口要”才能得到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王宏坤那一哭，哭的是老战友的落魄，哭的也是命运的不公。可哭完之后呢？刘世模还是走了。历史欠他的，永远也补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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