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前言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的经典著作《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是20世纪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史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作为法国著名的中亚与远东史专家，格鲁塞一生深耕东方历史文化，代表作还包括《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史》等。他以宏大叙事与文献考据见长，擅长整合东西方史料，构建连贯的草原文明脉络。《草原帝国》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黎明期，下至18世纪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汗国并统一天山南北，地理覆盖从贝加尔湖到多瑙河、从西伯利亚到巴基斯坦的欧亚草原全域，串联起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千年互动。前期聚焦斯基泰人、匈奴、突厥、回鹘等早期草原势力，梳理游牧帝国的起源与周期性兴衰。核心部分以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帝国为重点，详述蒙古四大汗国的建立、扩张及“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下的东西方交流。后期则讲述帖木儿帝国、金帐汗国分裂后的诸蒙古政权，直至准噶尔汗国覆灭，传统草原帝国模式终结。

然而，在格鲁塞的著作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草原帝国”未被提及——俄罗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俄国历史文化的思维定式。确实，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乃至世界俄国史学界，都习惯性地将俄国定位为“欧洲国家”，将其历史简化为东正教文明演进、面向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及与欧洲列强的博弈史，但忽略了一个核心事实：俄国的疆域成型、国家制度、政治文化及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欧亚草原，是与不同草原民族近千年碰撞、冲突、渗透、融合的产物。欧亚草原不是俄国历史的边缘注脚，而是塑造俄罗斯帝国形态的核心母体；草原边境不是“野蛮对立面”，而是俄罗斯文化基因里无法剥离的东方密码。忽视“狂野草原”，就无法理解俄罗斯专制集权的起源，无法解释其横跨欧亚的帝国格局，更无法读懂其精神深处“东西方交织”的永恒张力。

这一判断，早已为思想巨匠与史学巨擘所印证。卡尔·马克思直言：“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这一论断刺穿了传统叙事的遮蔽——俄国赖以崛起的统一集权、赋税体系、边疆治理逻辑，恰恰诞生于蒙古统治的土壤之中。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俄国史是一个正在从事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国内的开垦地区随着国家的疆域的扩大而扩大着。”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则强调：“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18世纪之后的俄国正统历史学家把蒙古统治贬斥为“鞑靼之轭”，但实际上那段历史绝非单纯的压迫，而是塑造俄国国家形态的制度熔炉。20世纪欧亚主义学派的崛起，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鞑靼之轭”的传统叙事。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在《蒙古与俄罗斯》中明确指出，莫斯科的沙皇及其国家实际上是蒙古帝国和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及后续国，弱小而又分裂的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变成强力、训练有素和统一专制的国家，原因就在于蒙古的统治。他强调，俄罗斯在刑罚、军事体制等许多方面效法蒙古人，蒙古统治对俄罗斯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教堂唱诗的风格）。在对外关系方面，维尔纳茨基认为，“俄罗斯沙皇是蒙古汗国继承人这一事实，为沙皇统治向突厥和蒙古民族扩展创造了有利的心理态势，而莫斯科的外交官们也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一态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莫斯科、俄罗斯诸多制度与法律法规乃至民族心理都是“成吉思汗的遗产”。彼得·萨维茨基并不认为蒙古的统治完全是历史悲剧，他强调俄罗斯正是从蒙古人那里接受了国家思想和将大陆联合成国家整体的思想。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非常强调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图兰人对俄罗斯人的影响。他认为最先将横跨欧亚大陆的这片土地统一起来的是属于图兰民族组合的蒙古人。整部俄罗斯历史就是俄罗斯人与图兰人比邻而居的历史，因而大多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或多或少带有图兰人血统，反之亦然。他直指俄国刻意贬低蒙古遗产，不过是为迎合欧洲身份而进行的“历史遮蔽”，其帝国本质正是“以东正教包装的蒙古国家逻辑”。

俄国的欧亚主义学者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揭示了俄国与蒙古帝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对于在推翻了金帐汗国的统治之后，俄国如何一步步反噬，逐渐吞并了金帐汗国残部，将自己的边境向草原腹地不断反推并最终成为巨型欧亚帝国的进程，却缺乏深入细致的史学阐述。而迈克尔·霍达尔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的《俄罗斯草原边境：一个欧亚帝国的形成（1500—1800）》（以下简称《俄罗斯草原边境》），正是对这一主题的史学回应与系统深化。它以扎实的档案文献与多元视角，还原了欧亚草原塑造俄罗斯帝国的完整历程。

历史文化特朗普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