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0日，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被以叛逃罪执行枪决，叶道志被枪决前夕，他的战友陶勇曾多次向新四军军部求情，但依然没能阻止他被枪决的事情。

叶道志被关押的那些天，陶勇几乎跑断了腿。他当时还叫张道庸，在新四军一支队当副团长。听到军部要枪毙叶道志的消息，这个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一下子就急了。他冲到军部，拍着桌子喊：“我用脑袋担保，叶道志不是叛徒！”没人接他的话。他又去找其他领导，嘴皮子磨破了，只得到一个冷冰冰的答复：这是叶挺军长下的令，第三战区顾祝同已经批了，改不了。

叶道志这个人，说起来真是个苦出身。1910年出生在湖北黄安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从小没念过书，在地里刨食吃。1928年，18岁的他投了红军，从最底层的战士干起。这人打起仗来不要命，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冲锋陷阵从不含糊。一路从班长干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到了1933年，才23岁就当上了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后来跟着队伍长征，翻雪山过草地，什么苦都吃过。

这么一个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老革命，怎么就成了“叛徒”？

1938年春天，叶道志带着53个干部从陕北调到新四军。他被安排到第二支队第四团当副团长。从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到副团长，落差已经够大了。更要命的是，第四团主要是福建游击队改编的，战士们满口闽南话。叶道志是湖北人，听不懂也说不出，工作根本没法开展。心里憋屈，他就找红四方面来的老战友喝闷酒、发牢骚。这些话传到军部，没多久他就被调到特务营当营长，又降了一级。

跟他一起从红四方面军调来的徐长胜和陈康，处境也差不多。一个是特务营参谋，一个是补充营营长，都从原来的团级干部给降了。三个人凑到一块，越聊越觉得窝囊。1938年7月31日，他们以查看地形为借口，各带一支短枪离开了驻地。

他们不是要投敌，就是想回八路军去。

可新四军军部不这么看。叶挺得知后十分生气，认定这是叛逃。派人去追，追上了。徐长胜在冲突中被当场打死，叶道志被抓了回来，只有陈康侥幸逃脱，后来跑到八路军一二九师，1955年授了中将军衔。

叶道志被关在军部附近一间柴房里。陶勇趁夜摸过去看他。看守认得这位猛将，没敢硬拦。陶勇隔着木栅栏看见叶道志蜷在墙角，军装脏得看不出颜色。他喊了声“老叶”。叶道志抬起头，脸上没有表情，只有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

“你跟我说实话，”陶勇压着嗓子，“到底是不是要去投敌？”

叶道志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我不是叛变，也不是投靠张国焘。我就是不想在这儿干了，想回八路军去。”他顿了顿，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我对分配工作有意见。你们看不起我们红四方面军来的人。”

这话像一盆冰水浇在陶勇头上。批张国焘的时候他也在场，谁都知道张国焘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叶道志去投奔他干什么？可这些话在军部没人听。

陶勇豁出去了。他拉着谭知耕、王必成联名写信，把叶道志从鄂豫皖反围剿到长征的功劳列了个遍。他亲自上门担保，用自己的前途作保。有人问他是不是红四方面军来的人都要携枪逃跑，陶勇急了眼，说许世友当年带着人跑回来都没事，凭什么叶道志就该死。

没用。

公审大会在村口的晒谷场举行。叶道志被反绑着押上台，主持会议的人宣读罪状，说他逃跑是要去投靠张国焘。叶道志突然挺直了背，大声打断：“我就是对工作安排有意见，犯了错误我认！但别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会场一片死寂。有人厉声呵斥，他却再也不开口了。

1938年8月30日，叶道志被执行枪决。年仅28岁。

枪声响在河滩上的时候，陶勇正在团部看地图。通讯员跑进来，张了张嘴，没说出话。陶勇手里的铅笔“啪”一声断了。他摆摆手让所有人都出去，一个人在屋里坐到天黑。

后来陶勇带着部队打了很多硬仗，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猛将。可有些仗打完了，他会一个人走到没人的地方蹲下来抽很久的烟。1940年打黄桥，部队缴获了一批好枪，参谋长兴冲冲来汇报，却看见陶勇对着一条河发呆。参谋长喊了声“团长”，陶勇回过神来，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老叶要是还在，该多喜欢这批枪。”

四十五年后的1983年，总政治部为叶道志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可一个28岁的生命回不来了，一个能打仗的指挥员回不来了。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得说几句不那么好听的话。叶道志携枪离队，违反军纪，这没错。可“叛逃”这顶帽子扣得太重了。一个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翻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放着好好的师长不当，跑去投靠被开除党籍的张国焘？稍微想想就知道说不通。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出在红军改编初期，不同山头之间的隔阂。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到了新四军，被降职使用、被猜忌防范，心里的怨气越积越深。叶道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种不信任，比子弹还伤人。

陶勇后来至死没再提过那个名字，也没提过1938年夏天的河滩。可有些东西不提，不等于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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