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同胞“从根本上是邪恶的”，皮尤研究中心在25国调查中发现了这个数据。这不是党派偏好差异，是道德层面的结构性崩塌。
马凯特大学法学院民调揭示了更深的代际断层：1960年前出生的美国人仍默认“邻居不会抢劫我”，而2000年代出生的群体已是不信任度最高的一代，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行事逻辑建立在“他人都是威胁”的预设之上。婚恋专家戈特曼研究婚姻破裂数十年后发现，鄙夷是离婚最有力的预测指标，翻白眼、冷嘲热讽、站在道德制高点俯视对方，一旦开始，关系就可以宣布“临床死亡”。而一个国家，本质上就是一场联结数百万人的“婚姻”。目前美国正处在戈特曼式灾难结局的最后阶段。
问题不仅在于人民彼此憎恶，更在于这套系统本身就在制造和放大憎恶。媒体算法、政治筹款体系、文化行业把关人，通过迎合鄙夷心态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愤怒的扩散效果远远优于团结，分裂的民众形成高度可预测的投票阵营和便于控制的消费市场。心态平和、彼此信任的邻居无法带来经济收益，将邻居妖魔化才是当代美国最赚钱的商业模式。
于是，当下步入成年的美国这一代人，从未体验过以合作为“默认设置”的社会环境。美国正陷入一种持续且能催生巨大利益的憎恶循环：不信任催生鄙夷，鄙夷破坏关系，关系破裂又加深下一代鄙夷。真正撕裂美国的不是两个政党，而是一道横亘在近四亿人心中的心理鸿沟。这道鸿沟还有没有可能弥合？系统内的精英们恐怕根本不希望它被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