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民党中将李弥逃到台湾后，遭到弃用，他的妻子也下落不明。就在李弥绝望之际，突然有一天，俞济时派车来接他，说蒋介石要亲自接见。


李弥坐在牯岭街一间旧式平房里，已经好几天没有出门。


他从云南一路辗转缅甸，最后坐船来到台湾，身上的将官呢子军服洗得发白，肩章上的中将金星在昏暗的灯光下也失了光彩。


更让他坐立不安的是，妻子在兵荒马乱中断了音讯，到了台湾后多方打听，依旧石沉大海。


那时的台北，涌入了不少从大陆各地撤退下来的军政人员，码头、车站、临时救济处，到处都是熟悉或陌生的面孔。


李弥这样的中将，在这里并不稀罕，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刚刚迁台，人心惶惶，自顾不暇，谁还有空去理会一个从滇缅边境回来的败军之将。


李弥也明白，自己手里没有兵，没有地盘，连个请托的人情都找不到。


他时常独自坐在院子里的老榕树下，一坐就是大半天，手里捏着半截熄灭的香烟，看日头从东边的屋檐滑到西边的院墙。


某个闷热的下午，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突然停在门口，引擎熄火的声音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车上下来一个穿中山装的副官，恭敬地递上名片，说是俞济时主任派来的，请李将军立刻上车，委员长要见他。


李弥愣了一下，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侍卫长，也是浙江奉化同乡，在蒋介石身边说话极有分量。


这样一个人突然派车来接，让李弥有些措手不及，他回屋换了一件相对体面的旧军服，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子，跟着上了车。


车子穿过几条狭窄的街道，驶进台北近郊的一处官邸，院子里种着几株从大陆移栽过来的老松，苍翠依旧，仿佛这里不是海岛，而是江南的某个庭院。


李弥被引进一间不大的会客室，墙壁刷得雪白，墙上挂着一幅孙中山的画像，他等了约莫一支烟的工夫，门外传来脚步声。


蒋介石穿着一身深色的中山装，手里捏着一份卷宗，径直走到沙发主位坐下。他抬眼看了看李弥，没有寒暄，直接问起缅甸那边的情况。


“你在滇缅边境，还有多少人？”蒋介石的声音不高，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


李弥站得笔直，报了一个数字，那是在缅甸、泰国边境一带聚拢起来的残部，有的已经解甲归田，有的则在丛林里艰难求生，总人数大概万余。


说是军队，其实更像是一群无处安身的流民。


蒋介石听完，将手里的卷宗放在茶几上，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李弥。


“云南的根基不能丢。你在那边待过，地形熟，人头也熟。”说到这里，他转过身，目光盯着李弥，一字一顿地说：“你回缅甸去，把队伍整理起来。”


会客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李弥没想到召见竟是为了这个。他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弃置一旁，甚至想到过更坏的结局。


如今这纸命令，既像一根救命稻草，又像一块烫手山芋，他咽了口唾沫，只觉得喉咙发干，只说了一个字：“是。”


蒋介石似乎对他的反应很满意，走回沙发坐下，语气也缓和了一些，说起“国际局势”和“反攻准备”。


至于具体内容，无非是那些老话，李弥听着，不时点头。


他心里清楚，自己这支孤悬海外的残军，在台湾当局眼里，不过是一步随时可以动用的闲棋。但他此刻别无选择。


召见结束后，俞济时亲自送李弥到门口，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李兄，委员长的意思，你我都懂，好好干。”李弥点了点头，钻进那辆黑色轿车。


回去的路上，他望着窗外掠过的稻田和蕉林，心里盘算着这趟差事。妻子下落不明，台湾又无可容身之处，返回缅北，似乎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哪怕前途未卜。


不久，李弥便动身前往香港，随后潜入泰缅边境，当他再次见到那支残军时，情形比想象中更为狼狈。


士兵们衣衫褴褛，不少人得了热带病，缺医少药，脚上的草鞋磨穿了底。


他们在金三角的深山老林里开垦荒地，与当地土司打交道，与当地居民小心翼翼地相处，日子过得像野人一样。


李弥的到来，让这些人心头燃起了一丝希望，也仅仅是希望而已。


他花了很大力气整顿队伍，重新编队，甚至试图打通一些对外联系。那段时间，李弥常常站在缅北潮湿的山头上，望着北方云雾缭绕的群山。


那里是他的故乡云南的方向。山势连绵，回家的路却遥遥无期。


据说后来有人在香港打听到了他妻子的消息，辗转接来团聚，一家人在乱世的夹缝里总算有了一处短暂的栖身之地。那已经是后话了。


只不过，历史的车轮从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弥在缅北经营数年，搞过一些动作，终究没能翻起什么大浪。


那支残军后来被国际社会视为棘手的麻烦，台湾方面也一度想撇清关系，甚至断了补给。


李弥本人后来长期居住台湾，直到1973年病逝，再也没能踏上故土。他在回忆录里很少提及那段缅北岁月，偶有提及，也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


信源：环球网--53年国军撤离金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