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胡适在老同学家宴上与辜鸿铭相遇。辜鸿铭说：“去年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胡适一时想不出下联，辜鸿铭得意地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

主要信源：（中国作家网——胡适笔下的辜鸿铭）

辜鸿铭这个人，说起来挺有意思的。

他一辈子精通九种语言，拿了13个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

但他最让人记住的，不是什么学问，而是他那一身的怪脾气和满嘴的怪话。

先说他的出身。生在东南亚，学在欧洲，娶了个日本老婆，最后跑到北京给清政府做事。

他自己管这叫“东西南北人”，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

这么一个走遍世界的人，按理说应该是个开明派，结果他偏偏是个死心塌地的保皇党，留着一根大辫子，走到哪儿都带着。

民国了，大家都剪辫子，他不剪。

北大上课，学生笑话他，他也不生气，慢悠悠地说，我头上这根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里那根辫子才是无形的。

这话听着扎心，但细想又觉得有道理。

1902年那会儿，他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下当差。赶上慈禧太后过生日，湖北上下张灯结彩，花了大把银子。

宴会上又是西洋乐队又是新编的《爱国歌》，热闹得很。

辜鸿铭坐在那儿越听越烦，扭头跟旁边的人说，满大街都在唱《爱国歌》，怎么没人唱《爱民歌》？

人家让他编一个，他张嘴就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这话一说出来，满屋子的人都傻了。

要知道那时候谁敢说太后半个不字？他倒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点面子不给。

还有一回，辫子大帅张勋过生日，辜鸿铭跟他算是同道中人，都是保皇派。

可辜鸿铭送的贺礼是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表面上看是咏菊花的诗，实际上是在说张勋，你那清朝的大帽子没了，就剩根辫子在那儿撑着。

后来他跟胡适聊天，胡适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擎雨盖”就是清朝的官帽子。

两个人说完哈哈大笑，可见他心里门儿清，谁是什么货色，他看得透透的。

说到骂人，辜鸿铭是真敢骂。

袁世凯当总统那会儿，跟德国公使吹牛，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不讲学问，我就是办事的。

这话传到辜鸿铭耳朵里，他冷笑一声说，这话没错，但得看办什么事，要是老妈子倒马桶，当然用不着学问。

后来袁世凯称帝，当了83天皇帝就死了，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哀悼三天。

辜鸿铭倒好，专门请戏班子在家里唱了三天戏，高兴得不得了。

他骂外国人也是一绝。

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面前，人家讽刺他守旧，说孔子的那套东西几千年前有用，现在不行。

他笑眯眯地回答，孔子的道理就像数学，三三得九，两千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会变成三三得八。

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不过您说得也对，有时候三三得九也不准。

比如我们跟洋人借钱，三三得九变成三三得七，还钱的时候却要还十一。

这话把伊藤博文噎得说不出话来。

在英国念书那会儿，他每年冬至都要摆酒菜祭祖。

英国房东太太好奇，问他祖先什么时候来吃。

他不慌不忙地说，就跟你们祖先来闻你们献的花一样。

一句话把人家堵得没话说。

还有一次在伦敦街上，一个英国人故意撞他，骂他“中国佬”。

他摘下礼帽，用一口标准的牛津腔说，先生，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教授们从来不这么说话，看来您的教育水平比我低不少。

那人当场傻眼，灰溜溜地走了。

辜鸿铭这人还有个毛病，喜欢替纳妾找理由。

有次在西方女士面前，他说“妾”这个字就是“立女”，意思是男人累了靠一靠的。

女士们不服气，说那女人累了怎么办？

他一本正经地说，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哪有茶杯配四个茶壶的道理？

这种歪理说出来，让人哭笑不得，但你还真没法跟他较真。

他在北大教英文诗歌，总喜欢用中国的东西打比方。

说这个是外国的《诗经》，那个是洋人的《离骚》。

讲弥尔顿的《失乐园》，他说这就是英国的《离骚》，屈原要是生在英国，写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

学生们听着觉得新鲜，也容易懂。

1928年，辜鸿铭在北京去世，活了72岁。

胡适后来写了篇文章纪念他，说他虽然处处跟自己对着干，但见面总是客客气气的，是个老实人。

这话从一个被他骂过的人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

回头看辜鸿铭这一辈子，他确实是个怪人，但不是那种讨人嫌的怪。他有真本事，比那些骂他守旧的人懂得多。

他选择站在时代的反面，不是因为他不懂新东西，恰恰是因为他太懂，所以才更清楚自己要站在哪里。

整个社会都在往前跑的时候，一个人逆着走，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得有底气。

辜鸿铭的底气，就是他肚子里的那点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