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谁索赔，谁举证。拿不出证据，就是恶意讹诈。

李玫瑾教授之所以把话说得很硬，硬的不是“针对老人”，而是针对那种把善良当工具的讹诈行为。

很多人听到“加重处罚”会下意识紧张，是不是在给善意设置门槛？但真正在被消耗的恰恰是善意。你把一个人从路边扶起来，他可能第一反应是害怕：周围有没有人？有没有监控？万一碰瓷怎么办？这些担心并不是矫情，而是现实里一次次发生的成本叠加。

好心人耗不起，更耗不起的是时间和精力：你不承认就要跑程序、找鉴定、找证据；你承认又可能背上一辈子的责任。于是“息事宁人”成了不少人唯一的选择，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理亏，而是因为不想再被拖进那场没有尽头的消耗战。

2025年9月14日，湖南常德桃源县，孩子因为过敏需要治疗。尹先生把摩托车停在医院后院，准备从侧门取药。老人推着自行车从侧门出来，擦肩而过。

尹先生上了两级台阶听到门外哐啷一声，他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把自行车扶起，问了老人情况。这个过程并不复杂，甚至谈不上“英雄举动”，就是一个普通人看到不对劲做了该做的事。

但是他却接到的警察的电话，表示老人说她撞人之后跑了，当时监控也并没有排到全过程，警察需要进行取证，在这个过程中鉴定结果确实现实他的车辆与这位老人有接触，这下尹先生有理说不清了。

可他明白，如果把事情往刑事方向发展，责任链条会更重，如果承认了，后期出现任何问题都可能把锅扣在自己头上。于是他每天都像背着石头，急着寻找证据，又害怕一旦拖延监控线索被覆盖，自己就会错过翻盘的机会。

但是最后的监控证明了它的清白，却只得到了对方的一句搞错了，但是这个“弄错了”并不能抹掉对尹先生造成的损失，他要承担的压力、失眠、时间成本、与家庭相关的担忧，甚至那种“以后还敢不敢扶”的心理阴影，都不是一句道歉就能修复的。

真正要惩的不是因为对方摔倒而同情对方，而是因为对方没有证据却敢把责任推给别人。她说“谁索赔，谁举证”，这句话看似平常，但在现实里恰恰是很多讹诈者最怕的地方——因为他们靠的从来不是事实，而是对方的慌张。

很多人期待“扶人不用怕”，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提醒还不够。社会需要一种明确预期：只要你没有证据还敢张口要钱，法院不会因为你“看起来可怜”就替你省掉责任。

该拘留拘留、该罚款就罚到让人真的止步。你让讹诈者觉得“不值得”，善良才会重新变得“安全”。

当然，也有人会担心，把敲诈勒索、天价罚款这些说得这么重，会不会出现误判？这个担忧有道理，但恰恰说明了另一个方向：证据在哪里就要在哪里，别让“模糊地带”成为讹诈者的天堂。

监控、鉴定、出入记录、现场细节这些都不是装饰品，它们决定着法律能不能回到事实，而不是回到猜测。

你觉得这体现的是善良的问题，还是规则的震慑不足？如果讹诈者付不起代价，下一次倒地的，是否还会有人敢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