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跟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是：要接受观众在鉴赏能力上的不同，并基于此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口碑和质量。

客观而言，就是有很多观众露着嘎吱窝等主创挠，一听见“哎呦你别笑”的猴子罐头笑声提示就程序化地前仰后合。同样的，也会有很多观众不能接受多面而复杂的人格塑造，只能理解脸谱化的好人和坏人，如果不能快速依靠主创提示建立起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坐标，他们就会陷入迷惑而躁动的状态，进而开始讨论主创的屁股问题。

人性的幽暗和意志的自由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难以用恒定且非黑即白的标签予以界定。犯下罪行的人可能非常孝敬父母，而救助他人者也许同样喜欢追名逐利。描写特定角色在人性上的部分闪光点，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化侵略者或是罪犯，这恰恰是在突破西方战争大片的如下反战固定套路：“战争危害真大啊，因为人性是贪婪的，侵略者、被害者，再加上导演和观众都一起来忏悔反思吧，大家都是罪人你搁这儿叽里咕噜讲什么谁发动的战争有意思吗？”

如果人性之恶是导致战争的绝对因素，那么战争就是必然的产物，也不能被遏制根除，反战也容易被异化成“偷了自行车再来寻求神的谅解”的形式主义活动。战争真正的危害，往往体现在对被卷入其中的人性的扭曲异化，把思乡怯懦的华裔大兵瞬间变成暴戾嗜血的杀戮机器，把捍卫祖国领土、为双亲复仇的善良少年变成蒙在鼓里运送炸弹的炮灰。悲剧的核心体现在把人性的种种美好毁灭给观众看，这种对人性的复杂描写会将观众的思考无限向前延伸，去思考战争的正义性，并拷问导致不义之战的制度。因为相较于反对战争本身，我们真正需要去做的是实现和平，并识别、批判乃至清算扭曲人性并引向不义之战的各种制度问题。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要实现这一目的，在起因和方式上具备正义性的战争是实现和平的重要保障。

我个人会把西方式的反战电影理解为使用现代武器的野蛮人侵略文明，并把被侵略的文明之人扭曲为和自己一样的野兽在泥地里摔跤打滚，最终发表一些“主要是人类不行”的结论试图结束更深刻的探讨。而这种拙劣的结语并不是真正的终结，而是终结的开始。庆幸的是中国的电影人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诘问，思考战争的正义与否，以及人性和文明如何抵抗野蛮的侵蚀同化。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界对人类共同体所作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