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玉堂念春耕，一阕短词见本心——读苏轼《如梦令·有寄》有感

翻开两宋词卷，苏轼向来是横跨豪放与婉约的大家，既能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壮怀，亦能以寥寥数句小令，藏尽宦海浮沉里的人生取舍。这首《如梦令·有寄》篇幅短小，不过三十余字，写于苏轼重返汴京、身居翰林高位之时，没有官场意气风发的夸耀，反倒声声念着黄州躬耕岁月，在北宋新旧党争的时代洪流里，道尽一代文人进退之间的精神抉择。

这首词作诞生于北宋中后期，彼时王朝表面文风鼎盛、朝堂人才济济，实则内里党争裂痕日渐深重。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掀起熙宁变法，朝堂官员裂为新旧两派：新党鼎力推行新政，大刀阔斧改革财税、军政；旧党恪守祖制，质疑新法扰民伤民。苏轼一生始终不肯站队偏倚，他既上书直言新法严苛之处，也曾反对旧党全盘废除新政合理举措，这般公允中立，让他无论哪一派掌权，都难以在朝堂安稳立足。乌台诗案一出，他险遭杀身之祸，被贬黄州，从朝堂重臣跌落为乡间迁客，在东坡开垦田地、躬耕糊口，度过了人生最困顿也最松弛的一段岁月。数年后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城，升任翰林学士，供职玉堂翰林苑，重回大宋权力核心圈层，便是这首《如梦令》的创作背景。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开篇两句，一句遥寄旧地，一句点明当下。玉堂本是皇家玉饰殿宇，此处代指天子近臣供职的翰林苑，是无数读书人毕生追逐的仕途顶峰。此时的苏轼，身居宫阙，手握文权，身居旁人梦寐以求的富贵高地，本该志得意满，可他落笔第一念，却是托人给黄州东坡捎去话语。昔日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写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弃官归隐是迫于仕途失意；可苏轼截然不同，他是身居高位时主动回望田园，富贵加身时偏爱烟火耕锄，高下之间，更见本心。

“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词人笔锋一转，牵出绵长牵挂。他身在繁华汴京，心中惦念的不是同僚应酬、朝堂升迁，而是黄州东坡外那座乡间小桥，担忧冬雪封路，旧地荒寂，无人踏足。黄州是他人生蒙难之地，却也是卸下官场枷锁的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不必斟酌奏折字句、忌惮党同伐异，春种稻麦、秋收蔬果，一餐粗茶、一蓑烟雨，皆无束缚。孟子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苏轼在贫贱时守住风骨，在富贵时不忘本真，恰好践行了这份君子准则。

收尾“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两句叠词，直抒胸臆，是全词情感落点。两声“归去”恳切直白，不是落魄者无可奈何的逃离，而是锦衣者发自内心的向往。他向往江上春雨落下，扛着犁耙下地耕耘的日常，这份向往，无关功名利禄，只渴求精神安宁。北宋朝堂派系倾轧愈演愈烈，官员多为官位趋炎附势，依附党派谋求升迁，如同《宋史》所载，不少文人为站队刻意攻讦异己，官场风气日渐浮躁。苏轼身处漩涡中心，不愿裹挟其中，便把精神归宿安在了黄州的田垄之间。官场上的荣华是朝廷赐予的外物，春耕秋雨的自在，才是属于自己的人生。

纵观苏轼一生，出则为官忧民，入则寄情山水诗词。他不曾执意辞官归隐，放下朝堂责任；也不曾沉溺高官厚禄，磨灭内心清欢。这首短小的《如梦令》，没有激昂的抒怀，没有悲苦的控诉，只用寻常牵挂，勾勒出北宋一代士大夫最珍贵的模样：身在仕途，心怀苍生，亦不忘安放自我。千年过后，朝堂党争早已化作史书笔墨，可“江上一犁春雨”的人生理想，依旧能让今人读懂：人生最高的圆满，从来不是身居高处，而是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守住内心真正向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