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除夕夜，被老蒋软禁在南京的国军上将卫立煌，提前发放大额“年赏”麻痹看守，随后果断剃掉留了三十年的胡子，趁着门卫疏于戒备，成功完成“金蝉脱壳”。

堂堂国军上将卫立煌，为何走到了这一步？一切还要从上一年说起。

1948年初，东北战局急转直下。陈诚在东北搞得一塌糊涂，蒋介石急需一个人去接这个烫手山芋。他看中了正在欧洲考察的卫立煌，紧急将其召回，任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

卫立煌上任后审时度势，力主固守沈阳等要点，坚决反对与解放军决战，屡屡违背蒋介石的西进命令。他甚至还暗中叮嘱沈阳市长放宽粮食分配，制止破坏兵工厂的计划。

辽沈战役国民党军惨败后，蒋介石需要一个替罪羊。非蒋嫡系、又早有“亲共”嫌疑的卫立煌被一纸令下，指控“迟疑不决，坐失戎机”，撤职查办。

1948年11月，卫立煌被软禁在南京。先是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后被押往南京傅厚岗的官邸。

说是“休养”，实际上形同囚禁。宅内外宪兵轮守，电话线被剪断，往来信件必经严查，就连日常采买都有特务随行。门外有一个班的特务住在里面，外面还有一个排的宪兵。卫立煌被关进去的第二天就意识到，这辈子怕是很难走出去了。

几个月后，转机出现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1月25日，总统亲自致电通知卫立煌，他的自由已经恢复。宪兵撤了，只剩少数特务暗中守候。虽然这些特务仍不能擅自离守，但已形同虚设。

卫立煌知道，机会来了。

除夕前几天，卫立煌以“过节”为名，给看守的特务们发放了远超平时的大额“年赏”。特务们拿了钱，心思早就不在岗上了，除夕夜谁不想回家团圆？果然，多数特务很快请假离开了。

接下来，卫立煌果断剃掉留了三十年的标志性胡须，换上普通长袍，戴上一顶瓜皮帽，完全看不出往日统领几十万大军的气势。

不久后，一辆挂着黑色轿车悄然停在官邸的后门。卫立煌趁无人注意，快步上车，由于车子挂着国防部的车牌，一路避开严密盘查，没多耽搁就驶出了南京城。

当时国民党军最怕的是解放军渡江，沪宁一带的部队都摆在沿江一线，对背后公路上的交通根本无暇过问，卫立煌的汽车一路畅通无阻，到了镇江以东也无人查问，华灯初上之前，很顺利地进了上海市区。

南京这边，卫公馆一切“照旧”。有个家住南京的特务放心不下，上午10点左右摇摇摆摆地来了。留守的丁副官连忙招呼特务请坐喝茶，同时拿着报纸向女仆高喊：“报纸来了，送到楼上总司令那里去。”特务见卫家安安静静，总司令还在楼上看报，放了心，没坐稳就走了。

同一天上午，卫立煌的长子卫道杰穿着过年的新衣服去看电影，遇到另一个回家的南京特务，特务问：“总司令好？”卫道杰说：“很好，没事。”特务也没再多问。

下午3点，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找卫立煌。此时卫立煌早已不在，夫人韩权华接的电话。吴忠信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韩权华镇定地回答：“我们正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和老太太一起走，现在自己到芜湖去接老太太去了。”吴忠信知道卫立煌事母至孝，便没再追问。

大年初三，韩权华料理完家务，也乘车离开了南京。在上海与卫立煌会合后，两人分头登上开往香港的英国客轮。轮船驶离吴淞口的那一刻，卫立煌才真正放下心来——被软禁数月的憋闷，总算随着海风散了大半。


到了香港，卫立煌用假名字住在旅馆里，不敢出门。后来租住在韩权华一位亲戚的楼房里，深居简出。蒋介石多次派人游说，催他去台湾，都被他直接回绝。他心里清楚，去台湾不过是换个地方被软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香港。卫立煌心情激动，当即起草贺电，托人辗转送到北京。1955年3月15日，在中央的周密安排下，卫立煌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成为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随即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盼望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

到北京后，卫立煌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60年，他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