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广东惠阳渔民苏就带带领苏氏家族共四十八人，分乘四艘简易小木船连夜逃港，抵达香港后一家人合影留念。
 
 
苏就带生于1905年，世代以捕鱼为生，公社化后渔船归集体所有，渔获统一分配，家中人口众多，口粮常年紧缺，温饱难以保障。
 
 
苏就带1905年出生在惠阳一个世代捕鱼的村子，从小跟着父亲苏大海出海，七八岁就会划船，十五岁父亲去世后，他一个人扛起了养家的担子。
 
 
每天天不亮就拖着渔网出海，换来几个钱勉强糊口。
 
 
后来他攒下两艘大渔船，娶妻生子，到1960年时，家里老老少少四十八口人，挤在几间茅草屋里，台风一来屋顶就漏风。
 
 
新中国成立后，渔民陆续加入合作社，渔船和渔具都归了集体，苏就带那两艘大渔船名义上还是他的，实际已经不由他说了算。
 
 
每天捕上来的鱼大部分要上交，统一分配，留给自家的只够吃个半饱。
 
 
到了60年代初，粮食越来越紧张，苏就带忙活一天也弄不回几条像样的鱼，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
 
 
他站在码头上，看着灰蒙蒙的海面，心里堵得慌。
 
 
那时，从香港回来的老乡时不时带来消息，说那边的码头工人能攒下钱盖房，日子比内地松快得多。
 
 
有一回苏就带碰上一个穿得体面的香港归客，两人聊了一阵，对方说起香港的种种热闹。
 
 
苏就带听完没吭声，但心里那根弦已经绷紧了。
 
 
逃港的念头不是一天两天冒出来的，苏就带清楚其中的风险，一旦被抓，全家都可能遭殃。
 
 
可眼看着家里人一天比一天瘦，他咬了咬牙，觉得再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跟几个兄弟偷偷合计，决定不碰那两艘显眼的大渔船，只用四艘小木船跑。
 
 
那些小船是旧木板拼的，缝隙里塞着麻绳，桨都磨得不成样子，但勉强能装下四十八口人。
 
 
为了这趟逃亡，苏就带准备了好几个星期。
 
 
白天他照常出海打鱼，夜里回来悄悄鼓捣小船，用麻绳把每一道裂缝堵严实。
 
 
他把省下来的干粮和水藏在地窖里，连邻居都不敢让知道。
 
 
凭着几十年出海积攒的经验，他用手在纸上画了张简易地图，算好风向和潮水的流向，还趁着夜里试划了几回，确认船能顶得住风浪。
 
 
1960年3月那个没有月亮的晚上，苏就带把全家人叫起来，老人和孩子被安排坐在船舱中间，四艘船吃水很深，海水几乎漫上了船舷。
 
 
他不敢点灯，全靠记忆和手感辨别方向，四艘船一前一后，悄悄离开了岸边。
 
 
海上并不太平。
 
 
划了一个多钟头，远处有巡逻船的灯光扫过来。
 
 
苏就带赶紧低声招呼大家停住船桨，四艘船静静地漂在海面上，一船人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
 
 
光柱从他们头顶掠过，差一点点就照了个正着。
 
 
等巡逻船的声音远了，他才让大家继续挥桨。
 
 
后来风浪突然大起来，一艘船被浪头打得偏了方向，苏就带使尽全身力气稳住船身，胳膊酸得几乎抬不起来。
 
 
快要靠近香港水域时，又一艘巡逻船追了上来，他果断让船队散开，自己划着一艘船朝另一个方向引开追兵，在海上绕了半个钟头才甩掉身后的动静。
 
 
天亮的时候，他们终于看见了香港的海岸线，灯火就在前头，船冲上沙滩，四十八个人一个不少地瘫倒在船板上。
 
 
到了香港，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当。
 
 
他们先被安置在收容所，铁皮屋白天晒得滚烫，夜里蚊子成堆，咬得人睡不着觉。
 
 
苏就带没有抱怨，带着家里的青壮年出去找活干，码头扛包、工地搬砖，肩膀磨出血痕。
 
 
女人们留在家缝衣服、糊纸盒，手指头被针扎得全是眼儿。
 
 
挣回来的钱不多，买点米买点菜，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总算能吃上几顿饱饭。
 
 
语言不通是个大麻烦，他们讲客家话，香港人讲粤语，买东西经常要靠比划。
 
 
有回苏就带去米铺，比划了半天被摊贩轰了出来，他没吭声，默默扛着米回去熬粥给大家喝。
 
 
从那以后他开始硬着头皮学粤语，从“多谢”“几钱”开始，慢慢能跟人搭上几句话。
 
 
后来，中央社记者陈汉中拍下了一张他们抵港后落脚的照片。
 
 
再后来，世界难民年中国委员会把美国作家黄吴生夫人捐赠的新台币四千五百元交到了苏就带手上，用来修理渔船和添置渔具。
 
 
这笔钱不算多，但对他们这个刚在异乡扎下脚的四十八口之家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救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