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条约白纸黑字写着，香港岛被“永久割让”给英国。按照近代殖民规则，被割走的土地几乎再无归还可能。可为什么唯独香港岛打破了这条殖民惯例，并在1997年完整回到祖国怀抱？

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大会堂里，英国国歌结束，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午夜前降下，时针越过零点，《义勇军进行曲》响起，五星红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缓缓升起。

那一刻，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交接的也从来不只是租期届满的新界，而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在内的整个香港。
 
香港问题之所以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当年留下了3份性质不同的文件，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

1860年，《北京条约》又把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和昂船洲划入英国控制范围。到了1898年，英国再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期限99年，到1997年6月30日届满。
 
香港岛和九龙属于条约中的“割让”，新界则有明确租期，英国后来强调3份条约仍然有效，试图借此保留谈判空间。但现实不是把地图切成3块那么简单。

到20世纪80年代，港岛、九龙和新界之间的人口、交通、供水、产业和公共设施早已彼此依赖，任何人为拆分都会让整座城市难以运行。
 
新界占香港绝大部分土地，沙田、屯门、大埔等新市镇已经形成，大型水库、公路网络和大量住宅分布其中。

若1997年只处理新界租约，却把港岛和九龙单独留下，不仅在政治上无法接受，在城市运行上也缺乏现实基础。
 
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也不是谈判前夕才突然出现，1965年，东深供水工程建成，东江水开始输往香港，逐渐成为香港重要的淡水来源。

1962年开行的“三趟快车”，则长期把鲜活物资运往香港。水、食物、人员和贸易往来，把两地的生活越连越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认为香港是中国领土，涉及香港的3个不平等条约不能成为永久剥夺中国主权的依据。

同时，中央根据当时环境，长期采取维持现状、从长计议的政策，没有急于改变香港的现实状态。这个选择不是放弃主权，而是把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方式留在自己手中。
 
1972年，中国向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明确表示，香港和澳门属于历史遗留的、由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独立。

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关报告，香港和澳门被从适用殖民地独立宣言的非自治领土名单中删除。此后，香港问题的国际定位更加清楚：它不是另行建国的问题，而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
 
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坚持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3份条约具有法律效力，也希望英国在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管治。

邓小平的回答没有留下模糊空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收回的，不仅是新界，也包括香港岛和九龙。
 
接下来的谈判并不轻松，中英双方围绕主权、治权、过渡安排和回归后的制度进行了22轮正式磋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确认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同日将香港交还中国。一个延续百余年的问题，最终通过谈判确定了时间表和制度安排。
 
主权确定之后，新的难题摆上桌面：香港回来以后，怎样尽量保持原有的经济活力、社会运行方式和国际联系？

“一国两制”给出的答案，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设立特别行政区，保留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实行高度自治。
 
我认为，这段历史也说明，国家主权不能只靠情绪表达，立场要坚定，但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实力和制度设计，把原则一步步变成现实。

新中国没有在条件不成熟时仓促处理香港问题，而是在数十年间积累发展能力，等待合适时机，再用谈判完成主权恢复。真正的底气，不只在于敢说“必须收回”，也在于能回答“收回以后怎么办”。
 
“一国两制”也不该被简单理解成一种妥协。主权问题没有让步，制度安排却保留了空间，这正是处理复杂历史问题需要的分寸。

若只强调收回，而不考虑香港居民的生活、经济和社会秩序，回归可能伴随巨大震荡；若只顾眼前稳定，却回避主权原则，问题又永远无法真正解决。

把原则与现实放在同一张桌上，才让香港回归能够以和平方式完成。
 
所以，那面在零点升起的五星红旗，代表的不只是一个日期到了、一个租约结束了。它意味着19世纪炮舰和不平等条约留下的历史问题，终于在20世纪末得到完整解决。

曾经被分成“割让”与“租借”的土地，最终以一个整体回到中国，这段历史最清楚的启示是：自己的主权不能遗忘，历史的旧账也不能靠口号结清，只有国家有足够的实力、耐心和智慧，才能把写在纸上的目标，真正变成落在土地上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