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要拆了，陆明远接到通知的时候正趴在一张开裂的红木桌子上写毛笔字。笔是秃的，墨是宿墨，纸是从孙子作业本上扯下来的田字格，写的是“心安”两个字，写到“安”字的最后一笔，纸洇了，一个圆圆的墨点落在宝盖头底下，像一滴被压扁的眼泪。
他放下笔，摘下老花镜，把通知函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区里的红头文件，措辞客气，“感谢您多年来对老街文化的守护与支持”，然后是搬迁时间、补偿标准、安置方案，字字句句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挑不出毛病。
他在这条街上住了六十二年，从出生住到现在，临街一间老铺面，后头三间进深，窄窄的木楼梯通到二楼，楼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铺面门口挂着一块匾，是祖父留下来的，“明远斋”三个字，柳体，铁画银钩，快一百年了，木头的纹理里渗满了墨香和茶香。他十七岁接了父亲的班，在这间铺子里裱了五十多年的字画。方圆几十里，谁家有幅画要裱，谁的扇面要托芯，谁的老祖宗留下的字烂了角要抢救，都来找他。他的手艺是祖传的，浆糊的稀稠、绫子的配色、镶料的宽窄、上墙的干湿，他闭着眼睛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一辈子没出过一桩差池。
可手艺再好也挡不住时代的车轮。老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一辈陆陆续续走了，裱画的需求从原来的一个月几十件，到后来的一个月三五件，再到现在的半个月来不了一单。他倒是不急，反正家里有退休金，儿女也过得不错，他用不着靠裱画吃饭。每天还是照常开门，照常把桌椅擦一遍，照常在桌子上铺开一张纸写几个字，照常泡一壶茶坐在门口晒太阳。有人送画来他就接，没有他就坐着等，不急不躁，像这条街上那棵两百年的老银杏，风来叶响，风去叶静。
拆就拆吧，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城市要更新，老街要改造，情理之中的事。他起身去沏了一壶新茶，把通知函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坐回那把磨得发亮的圈椅上，闭着眼睛听了一会儿街上的声响。对面的裁缝铺还在踩着缝纫机，嗒嗒嗒，嗒嗒嗒，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啄木鸟。隔壁的钟表店挂钟敲了四下，低沉浑厚，余音拖了很久才散。这些声音他听了六十多年，耳朵早就长在了这条街上，拆了以后，他怕自己会不习惯。
第二天一早，陆明远照常开门，照常擦了桌椅，照常沏了一壶茶。他刚在门口坐下，对门裁缝铺的孙姐就探出半个身子喊他：“陆师傅，您也接到通知了吧？”
“接到了。”
“您怎么说？”孙姐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
“怎么说？拆呗，胳膊拧不过大腿。”
孙姐沉默了几秒，然后叹了口气：“也是，都这岁数了，折腾不起了。”
陆明远喝了口茶，没接话。他看见街上陆续有人拉着小推车搬东西，一车一车的旧家具、旧电器、一箱一箱的书和杂物，从巷子深处运出来，堆在街口，等着卡车拉走。一整个上午，他看见好几户人家搬走了，门一锁，锁头在阳光下一闪，明晃晃的。
那天下午来了个年轻人，背着一个黑色的长形画筒，走进明远斋的时候有些犹豫，在门口站了一下才进来。他把画筒放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抽出里面的东西，是一幅古画，绢本设色，画的是山水，山势险峻，云雾缭绕，笔法老辣，留白精妙。陆明远戴上手套，轻轻展开画幅，凑近端详了一会儿，心里微微一惊。
“清中期的，四王风格，保存得不太好，有多处水渍和折痕，下方还有一处虫蛀。裱工已经脆了，随时可能碎。”
年轻人说：“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他不在了，家里传到我手上。听说您这里裱画手艺好，想请您看看能不能修。”
陆明远把画卷起来，放回画筒里，说：“能修，但需要点时间。你要是不急，就放我这儿，我慢慢给你弄。”
年轻人点了点头，问多少钱。陆明远报了一个数，年轻人没有还价，付了定金就走了。陆明远把画筒放在架子上，转身去调配浆糊，一边烧水一边想，这大概是他在明远斋裱的最后一幅画了。他要把这幅画裱得漂漂亮亮的，给他在这条街上的五十年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接下来的几天，陆明远每天的工作就是修那幅画。他先把画芯揭下来，揭得很小心，一寸一寸地揭，纸和绢分离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嘶嘶声。然后清洗画芯，用温水轻轻擦拭，把表面的污渍一点一点洗掉。他每天只做一个步骤，做完就停下来，把画芯用湿毛巾盖好，第二天再继续。他做得很慢，像在做一个漫长而郑重的告别。
这段日子不断有人来，有些是来道别的老街坊，有些是来打听拆迁情况的，还有些是来问陆明远要不要一起联名上书争取一下。他都一一应着，没有多表态。直到老杨来了。
老杨是隔壁钟表店的店主，在这条街上跟陆明远做了四十多年的邻居。他端着一个搪瓷茶缸走进明远斋，一屁股坐在另一把圈椅上，也不客气，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喝了一口才开口说：“老陆，听说你不打算搬？”
“谁说的？”陆明远放下手里的尺子，“我没说。”
“那你打算住哪儿？安置房在城西，离这儿二十公里。”
“住哪儿都一样。”
老杨放下茶缸，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你不一样。你这铺子跟人不一样，你走了，你门口那块匾也得跟着走，可它走了就不是它了。”
陆明远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他看着铺面门口那块“明远斋”的匾，阳光从门缝里斜进来，正好照在匾的最下方，灰尘在光线里飘动，落在那三个字上又慢慢升起来。他看了很久，久到老杨以为他不打算说话了，他才开口：“我爷爷挂上这块匾的时候，这条街还叫槐树街。那时候街上全是做手艺的，有木匠、铜匠、银匠、裱画的、修钟表的，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招牌。后来这些招牌一块一块地没有了，就剩下我的明远斋和他隔壁的钟表店了。”
老杨没说话，端起茶缸又喝了一口，茶缸撞在缺了口的门牙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又过了一个星期，陆明远把那幅画裱好了。他选了月白色的绫子，淡淡的光泽，配那幅山水画刚好，既不喧宾夺主，又能衬托出画本身的气韵。他镶好边、装好轴，把画挂在墙上，退后几步看了看。画修得很好，水渍洗掉了，折痕压平了，虫蛀的地方用旧绢细细补过，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那幅山水在墙上舒展开来，云是云山是山，水是水，近处的松枝苍劲有力，远处的山峦氤氲朦胧，整幅画像是重新活过来了一样。
陆明远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对自己说了一声：“行了。”
年轻人来取画的时候，看见修好的画，愣了好半天，然后转头对陆明远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师傅，您这手艺太好了。”陆明远摆摆手说：“应该的，画是你们家的，不能毁在我手里。”年轻人把画小心地收进画筒里，付了尾款，又加了两百块钱。陆明远不要，年轻人执意要给，推了几次，陆明远只好收下。年轻人抱着画筒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了一句：“师傅，这间铺子要是拆了，您以后去哪儿裱画？”
陆明远笑了笑：“以后不裱了，以后就写字。”
年轻人走了，铺子里又安静下来。陆明远把工具一件一件收进工具箱里，用布把裱画的那块木板擦干净，把剩下的浆糊倒掉，把刷子洗好挂起来。他做这些的时候很平静，像在做一个早就准备好了的仪式。
拆迁的日子定在了月底。陆明远没有急着收拾东西，他每天还是照常开门、擦桌椅、喝茶、写字，只是来串门的人越来越多了。孙姐每天下午都会端着一碗自己做的汤过来，有时候是银耳，有时候是绿豆，有时候是薏米。钟表店的老杨搬走了，走之前把一只老座钟抱过来，说这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带不走了，送你做个念想。陆明远把座钟放在桌上，上了发条，钟摆开始左右摇晃，滴答滴答的声响跟隔壁以前传过来的一模一样。
最后一天，陆明远把铺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一遍。字画、工具、老照片、旧书信，分门别类装在纸箱里，该留的留，该扔的扔。他把那只老座钟擦了一遍，用绒布包好，放在最上面一个箱子。最后他走到门口，站在那把圈椅前面，伸手摸了摸那块“明远斋”的匾。木头的纹理已经泛黑了，漆也掉了好几块，但“明远斋”三个字还是清清楚楚的，柳体的笔画沉稳大气，一笔一划都像刻在骨头里。
他搬了一把梯子，把匾从门框上摘下来。匾很沉，他抱着它站在空荡荡的铺子里，有些吃力。他对着这块匾站了很久，然后把它也放进了最后一个纸箱里。
傍晚的时候，他锁了门，推着一辆小推车，把几个纸箱运上了来接他的儿子的车。车发动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老街——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簌簌地落，像一场无声的金色雨。明远斋的门关着，锁头在夕阳下反着光，再过几天，这扇门就会被人拆掉，这面墙也会被推倒，这条街将变成一个他不认识的模样。
但他不觉得难过。那些来过他铺子的人，那些找他裱过画的人，那些被他修复好了的旧物，都已经成了他身体里的一部分。他带着这些东西走，去哪儿都是一样的。
车驶出老街，拐上大路。陆明远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耳边恍惚又响起那些声响——裁缝铺的缝纫机、钟表店的挂钟、街坊的招呼声、孩童追逐的脚步声。它们交织在一起，高低错落地响着，像一首他听了六十二年的曲子，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休止符，每一个都在。
他伸手摸了摸旁边那个纸箱，里面装着那块“明远斋”的匾，凉凉的木纹贴着掌心，传来一种熟悉而笃定的温度。外面的路还在延伸，夕阳迎面照过来，暖融融地铺在他膝盖上。
陆明远睁开眼睛，看着前方的路，嘴角慢慢弯起一个小小的弧度。他想，老槐树年年都会发芽的，有些东西不会因为街拆了就没了。心安了，哪里都是明远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