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邱清泉战死后，妻子带着孩子逃命到福建，准备去台湾，就在上船前，次子却说：“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继续读书。”
一个19岁的小伙子，为什么敢在乱世中做出这么惊世骇俗的决定？其实，邱国渭心里早有一盘账。当时，他已经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了。
逃亡的这一路上，邱国渭亲眼看到了一些事情。他本以为解放军进城会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青面獠牙，事实却完全相反。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为了不扰民甚至整建制地露宿街头。更让他震撼的是，兵荒马乱之际，上海的学校竟然还在照常上课。
年轻人脑子转得快，他开始权衡利弊。跟着母亲去了台湾，那是前途茫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连很多大官都自顾不暇，谁还有空来管他们这孤儿寡母？去了台湾，人生地不熟，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找一个能和圣约翰大学比肩的名校继续念书了。一旦中断了学业，他拿什么来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
相反，留在大陆，他可以安安稳稳地把大学读完。只要手里有文凭，将来找份工作站稳了脚跟，就能赚钱寄给母亲，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
他觉得，留下，才有活路；留下，才能救家。
他把这个想法和盘托出。看着儿子清澈又透着倔强的眼神，叶蕤君眼眶里的泪水直打转。作为一个母亲，她当然想把所有孩子死死拴在身边，哪怕要饭也要一家人整整齐齐。作为一个清醒的成年人，她又深知儿子的话毫无破绽。台湾那边到底是个什么光景，她自己心里同样没底。丈夫虽然是抗日名将，但在那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下，人情冷暖早就成了一句空话。
海浪拍打着码头，催促登船的哨子拼命吹响，没有时间犹豫了。
叶蕤君颤抖着伸出手，摸了摸儿子的脸，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强行把儿子拖上船，只是哽咽着吐出四个字：
“那就……好好活着。”
这是乱世中一个寡母对儿子最本能、也最沉重的期盼。邱国渭转过身，逆着汹涌的逃难人流，朝着来时的方向走去。叶蕤君在人群中一步三回头，直到第三次转头时，儿子的背影彻底淹没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再也找不见了。
这一转身，谁能想到，竟是整整32年的骨肉分离。
历史的齿轮无情碾过，母子俩的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事实证明，邱国渭当初的担忧一点都没错。刚到台湾的日子，比叶蕤君想象的还要苦上一百倍。国民党当局当时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立刻给予这家人应有的抚恤和妥善安置。
堂堂中将夫人，为了养活剩下的几个孩子，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生活的重担把这个原本养尊处优的女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台湾待不下去了，后来她拼尽全力带着孩子想办法去了美国，指望能寻条出路。
那个年代的华人在美国毫无根基，语言不通，叶蕤君带着孩子受尽了白眼，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早早就熬白了头发。唯一让她欣慰的是，几个孩子都很争气，拼命读书，最终在美国拿了学位，找到了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总算在海外扎下了根。
再来看看留在大陆的邱国渭。逆行回到上海后，他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一连几年，没人因为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儿子就来难为他，学校里的书香气完美冲淡了外面的枪炮声。
他像一块海绵一样，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书本上。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读书的机会，是拿和家人分别的代价换来的。
1952年，邱国渭以极其优异的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随后被分配到了上海图书馆，做起了外文采编的工作。
外文采编需要极高的外语水平和极大的耐心，这让他在工作岗位上如鱼得水。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几十年代里，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邱国渭，为人极其低调谨慎。他每天把自己埋在浩瀚的外文书堆里，不张扬，不惹事，踏踏实实干活。这份安静的工作成了他最好的避风港。到了晚年，他还当选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安稳妥帖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两岸的音讯，因为时局的原因，断了几十年。这几十年里，叶蕤君在太平洋的彼岸望穿秋水，无数次打听大洋这头那个留下的儿子的消息。邱国渭也在上海的弄堂里，默默思念着远方的老母亲。
直到1981年，坚冰终于融化。那一年，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叶蕤君，终于和分别了32年的二儿子通上了电话。
电话两头，跨越了半个地球，也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沧桑。听筒里传出母亲颤抖的声音：
“国渭……你还好吗？”
那一瞬间，已经年过半百、满脸沧桑的邱国渭，仿佛又变回了当年码头上那个19岁的小伙子。他鼻子一酸，强忍着泪水回答：
“妈，我挺好的。有工作，有家，一切都好。”
没能陪伴母亲尽孝，是邱国渭心里永远的遗憾。后来，他曾以探亲的名义去过美国，想去看看那个熬白了头发的老母亲。他很快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不了美国的生活，吃不惯那边的饭菜，也受不了那边的环境。他的根，早已经深深地扎在了上海的那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