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人凤肝癌晚期，蒋经国送钱并提议他去美国治疗，毛人凤识破这是“催命符”，坚决不收钱，不去美国，最后当年10月在台北死亡。
 
他为什么摇头，真怕死还是更怕别的。
 
他不是一般人，1898年生在浙江江山的保安乡，家里是普通农户，靠读书上了路，是黄埔出来的科班军人。外表斯文，心里算盘响，军中都叫他笑面虎。
 
早年跟戴笠打拼，戴笠坠机后，他顺手接过军统旧网，在台上换了块牌子，成了保密局的顶头上司。暗杀，渗透，清洗，他不避讳脏活。蒋家父子把他当刀，也提防这把刀哪天转头割手。
 
1949年退守台湾，他还坐在青岛东路三号的大楼，俯视岛上密密的线人网，自觉位置稳。可风向很快就变了。
 
蒋经国回台后开始整新，要接班，先收权，最敏感的就是情报这条链。1950年夏天，总统府机要室里挂了个资料组，名义上协调情报，实则把保密局的经费和人事一点点收走。
 
毛人凤不肯就范，他给手下放话，能拖就拖。档案说在路上，预算说没批到。叶翔之来调潜伏名单，足足等了七天，拿到的是三年前废掉的旧表。他当场摔了茶杯，蒋经国听完只让人盯紧点，不急着硬碰。
 
他还想反打，1952年前后，他召集老特务联名上奏，指政工干部插手军务乱成一锅粥。那份长文在士林官邸压了三个月，等他再去打听，蒋介石就一句你先管好自己。到这会，他终于明白，自己的重量轻了。
 
真正的外科刀在1953年落下。蒋经国绕开他，另起炉灶，扶了郑介民当国家安全系统的副手。两人旧账多，遇见就争人争钱争地盘。中层开始松动，几个大区站长被叫去学习，回来座位没了，一批外勤被转入军队政工，编制还在，人和枪已经不听他指挥。
 
1955年，蒋介石一纸手令，调查局成立，内安和防谍全划走，保密局只剩下对大陆的空架子，经费砍成了半截。台北的办公大楼也要分给新机构一半。交接那天，叶翔之带人上门收档案，他站在二楼窗后看着，手里茶杯攥得发白，终究没下楼。当天夜里，他第一次疼得直不起腰。
 
权力抽干，身体也塌了。1956年初确诊肝癌晚期，从发现到卧床两三个月。他本就有肝病，在大陆时常年失眠，靠安眠药和浓茶顶，退台之后压力更大，底子早被掏空。
 
春天，蒋经国登门，带了一名随从和一只黑皮箱。场面话不多，说父亲挂念，台湾医疗跟不上，去美国好好治。皮箱里躺着5万美金，光亮晃眼。
 
这钱真是救命钱吗，他低头看了很久，最后摆手。他口头的理由是落叶归根，要死就死在台北。真正的担忧，他和对面的人都懂，那是一笔离境费，飞机一落地，命就不归自己了。
 
这种事他见过太多。有人去了香港，报上写车祸，有人刚到旧金山，说是心脏病。名目一大堆，结局一个样。旧账多的人，一出境，方便处理，干净利落。他不愿去赌。
 
拒绝之后，他更孤了。往日围前的朋友不见影，老部下不敢来，他盯着门外的动静，半夜也不敢合眼。医生劝住院，他摇头，连止痛针都不肯打，他不信这些手。
 
他转向民间偏方。有人从台南请来草药郎中，说专治肝病，每天熬一碗黑稠的药汁灌下去，药渣里有壁虎，有蜈蚣，还有认不得的树皮。他又派人跑庙，要符水，讨香灰，一碗碗喝。
 
一个月后，他的肝肾一起抗议，腹水涨到无法平躺，只能半靠着蜷成一团。到九月，人瘦得脱了样，只有肚子鼓得像面鼓。偶尔清醒，他盯着天花板，含糊重复一句他们就是想让我走。
 
他把公馆改成病房，一切治疗由亲信照看，病历不外传。他怕的不止是死，还怕死得不干净。说到底，他活在警觉里，也被警觉反咬。
 
1956年10月14日清晨，他断了气，终年58岁。眼
 
葬礼很冷清，没有军统鼎盛时的排场，来的人稀稀拉拉。蒋介石送来挽联，蒋经国没露面。有人感叹，保密局的时代在这一天彻底翻页，连回声都淡。
 
那只黑皮箱从毛公馆消失后，再没有出现在任何档案里，5万美金去了哪，没人追问，也没人敢问。钱是风，来得快，走得更快。
 
有人问，他当初若接下那只皮箱，会不会多活几年。多活几年又如何，躺在陌生医院里，命门捏在他人手里，值不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以为自己是刀，最后才明白自己是刀下的肉。蒋经国没有跟他正面撕破，招招剥骨，不急不躁，把人和权一层层拆掉，这才是接班人的手法。
 
毛人凤也不傻，他靠心机上位，也被心机耗尽。他明白那条出国路很顺，也很直，直达终点。他说落叶归根，其实是在为自己留最后一点掌控感。
 
这一切像一场病床上的无声对话。台北的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得窗帘一抖一抖，他盯着那道缝，眼神一直没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