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被调离卫戍区，前往军区担任副司令，一时难以适应脑海思绪纷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85年秋，北京卫戍区番号由兵团级调整为正军级，缩编仪式简朴而低调，但在军内却激起一阵回忆：二十年前，为了首都安全而急速膨胀到十几万人的这支部队，曾让一位司令员的人生跌宕起伏。那个人叫傅崇碧。
卫戍区的来历并不复杂。1959年，原京津卫戍区被拆分，北京卫戍区正式挂牌，名义上列入北京军区序列，却直接接受军委、总参的警卫指令；干部任免则由总政治部拍板。这种“三头马车”式的管理，在平时期看或许只是制度创新，可到了风声鹤唳的岁月，就像在狭窄胡同里同时驶进几辆马车，稍有不慎便磕碰不断。

进入1966年，形势急转直下。中央连发电报，要给首都的安全“加一道锁”，于是卫戍区迅速从一个师一个团，扩充到四个师外加一个炮兵团，番号升格至兵团级。兵员数字直接翻了数倍，警戒范围也不再局限中南海一隅，而是囊括整个北京的要害部位。有人统计，最鼎盛时，这支部队手握十余万兵力，几乎可与一个正儿八经的集团军并肩。
人多了，头绪杂了，指挥却没有统一。那段时间，傅崇碧被任命为卫戍区司令，同时兼北京军区副司令。周总理、叶帅、以及时任代总长的杨成武，都可能直接给他打电话下达任务。总政又时时过问干部升降。傅崇碧出身行伍，办事爽利，但对这种多重指挥链难免感到分身乏术。有位老部下后来回忆：会议桌上电话铃此起彼伏，“究竟先听谁的”成了每天的考验。

1968年年初，鲁迅部分珍贵手稿失踪，消息惊动京城。军委决定让卫戍区配合总参组织搜寻，杨成武点将：“小傅去办！”傅崇碧领命之后，带三名警卫骨干反复勘察线索。几经周折，目标锁定在由中央专门小组占用的钓鱼台某栋楼。按照规矩，他先电话请示。当听到“可以行动”那一刻，他只回答了三个字——“我听命令”。夜色中，四人轻装进入院内，找回了全部手稿。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局势比手稿更易碎，某些人指责卫戍区“越权动用武装力量”，傅崇碧被要求写出详细检讨。3月22日，北京某机关会议室临时通知开会，他前脚走进门，后脚便被宣读调令：出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立即动身。这个调动听起来是升职，实则“另行安排”。火车当晚就开，他来不及和部下道别，只留下一句“好好干”。

抵达沈阳后，他被安置在招待所，出行有人陪，同僚见面只能寒暄。名义上是副司令，实际上与工作无缘。这样的状态持续到1975年军队大规模整顿，中央着手为一批受冲击干部“松绑”。傅崇碧被通知恢复职务，但最初并未急于归来。有人请示他重掌卫戍区，他三次推辞，认为自己“已离开多年，怕影响整体”。经再三做工作，1977年他才重回北京，重新披挂上阵。

那时的卫戍区已由最初的“护城河”变成承担诸多社会职能的大部队，规模虽未再扩，却依旧高配副大军区级将领。傅崇碧低调行事，专注训练与后勤，尽力把制度缝隙补齐：任务下达必须“一条线”，干部流动须经常委会集体拍板。经历过突如其来的风浪，他对规矩的敬畏更甚往昔。1982年，他卸下司令员职务；3年后，卫戍区正式降为正军级，回归常态化轨道。
回看整个过程，卫戍区的级别起落和傅崇碧的命运彼此映照。特殊年代里，双重乃至多重指挥格局，把执行者推到聚光灯下，也把风险放大到肉眼可见的程度。机构设立的初衷是守护首都，却在风云变幻中，让不少将领在“进退之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考验。傅崇碧的两次上任、一次“高升”、多年沉寂，恰是那个时代军中人事走向的一个截面。兵力可以扩张再削减，番号可以升降再归位，但对凡人而言，岁月留下的，却是无法轻描淡写的曲折与代价。